西林那劳寨：清末民国书香世家叙事，开明绅士乱世节操

家世：一脉流通仍僾忾

公元1940年8月11日（夏历庚辰年七月初八），我出生在西林县那劳乡那劳寨。


我的先辈在那劳村生活居住已经好几代人，祖父韦国隆随岑毓英出滇，任云南候补盐运道。父亲韦家瑞生于云南按板镇（今云南省普洱市镇沅县按板镇）。后来祖父把父亲寄托在开化（今开远市）一个老先生家里就读。他14岁进昆明读中学，17岁时转读百色中学。


当时正值袁世凯称帝，蔡锷领导云南军队讨伐袁世凯。父亲在百色中学与西林、西隆几个同学发起讨袁运动，被开除学籍。他和几个同学凭绘画与书法卖艺充盘缠，去到桂林投奔讨袁势力。后来到湖南长沙，凭与岑春煊的家乡关系进了粤汉铁路当警察。他曾经在汉口参与“二七”大罢工运动。


父亲后来又到广州，在孙中山领导的南方国民政府里任职。他在广州见过孙中山，听过毛泽东的农运讲座。跟韦拔群到过广西东兰活动，时用名韦拔武。


1926年秋，我叔叔韦家琚在宫保府吃饭后，回到家里突然发急病去逝。祖父怀疑是宫保府有意害死，发血书给我父亲，催促他回来。父亲于是才从东兰回到那劳。这时他已经30岁了。


数月后，父亲再出至南宁，因时局变化和家庭原因，他考虑再三又回到那劳。此后他一直住在那劳，曾受县政府委任那劳局统。任内与定安农姚典、本村何寓等组织那劳农民互助会，展开夺田斗争。被国民党百色当局疑为“共案”缉拿，逃难中跌断左腿被捕。此时正逢县长换届，新县长岑家文出面保释回家。


父亲在那劳以从事地方教育、手工制笔墨维生。1940年曾经出任县参议会议长。1944年被国民党以私藏禁书《萍踪寄语》、禁刊《新华日报》、《民主周刊》等罪点名审查，他索性辞去议长职务。


母亲陈素兰，生于者苗乡刘家坨（当时者苗乡属西林县，现属隆林各族自治县），汉族。我外祖父陈永荣系天主教徒，6岁受天主教堂收养，14岁被送到南洋槟榔屿“深造”，19岁回籍在刘家坨圣经学堂任教师。母亲系外祖父第三个女儿。刘家坨教堂的神父是法国人，母亲在教堂里受过较好的教育，她不仅能看中文书报，会书写普通应用文，甚至还会一些基本的法语。这在当时的山区农村妇女当中是很少见的。


父亲的第一次婚姻是娶了西隆县蛇场的田氏。父亲外出到广东时，田氏和家婆有矛盾，被我祖母驱逐，怀着身孕回蛇场外婆家生产。那孩子就是我最大的姐姐。后来我祖母又为父亲包办娶了第二个妻子，就是我的罗氏母亲。大姐、二哥、三姐是罗氏所生。


我亲生母亲是父亲的第三个妻子。是自己看上然后结婚的。算是当时非常时髦的自由婚姻了。大哥、二姐、三哥、四哥和我都是她所生的。


除了在蛇场的最大姐，在那劳家里我有四个哥哥，三个姐姐，我是最小的。在男孩子里头我排行第五。所以从小那劳村里人都叫我“老五”。


我家堂屋挂有一副传统对联。上联“一脉流通仍僾忾”，意思是家族血脉相通，祖辈音容仿佛在眼前。下联“四时将享肃凭依”，意思是祖宗一年四季享用香火供奉和恭敬祭拜。父亲给我们五兄弟起名，就取自这幅对联。


按那劳韦氏家族的排辈，我这一代是“定”字辈。父亲就按上联“一脉流通仍僾忾”顺序取名。大哥是韦定一，二哥是韦定脉，三哥是韦定流，四哥是韦定通，我是韦定仍。


那时候有文化的人，除了姓名还有字。父亲也给我们五兄弟分别取了字。大哥是雄熙，二哥是梦熙，三哥是英熙，四哥是燕熙，我是少熙。


虽然父亲当县参议长，可我的家境十分贫穷。


我二姐是个聪明伶俐的姑娘，十二三岁就帮妈妈纺纱织布、煮饭喂猪。可是患上哮喘病，农村医疗条件很落后，家里又无钱送外面投医，14岁就死去。死前她知道自己活不久，亲手缝了一套新衣裳，每天晚上睡觉前她都穿着睡。大姐问她为什么这么做？她说：“如果我睡时死去，等你们知道我死了的时候尸体已经僵硬了，妈妈哭着伤心，怎么能帮我穿衣服呢？”二姐死时我才四岁，这些事都是大姐后来告诉我的。


每每想到二姐我都十分伤心。我模糊记得我二姐经常背着我。有时候她和小朋友们踢毽子，有时候她自个对着墙壁拍毽子。有时候纺纱织布口里哼着歌谣。


我从小就听妈妈说起家庭的灾难，说我家曾被军队封住门贴上封条全家人外出逃难……有一次我听着听着哇地伤心大哭起来，从那次起妈妈就少讲这些故事了。

相士断言生而多艰

我五岁时，邻居来了一位云南相命先生，留着垂胸的白胡须，每天都有一些人找他相命。一天我跟着母亲去观看老先生算命，老先生突然抓住我的手语重心长地对我母亲说：“你这孩子天堂开阔，两腮丰满，志气充足，将来是个明白才智的人。可是面容愁沉多忧，人生坎坷，灾难不少，至少有十八年厄运。”


老先生的话我印象很深。母亲在世时也多次提起。现在回首我的人生旅途，竟然也印证了这算命先生的预言。


我从小有点敢想敢说的性格，父亲辞去县议长后的一天，家里来了不少客，后头来的是新任县议长黄振国兄。板凳不够坐，可我怀里还抱着个小板凳。振国兄微笑着对我说：“五弟，把你的小板凳借给哥坐一会可以吗？”我抬头望着他说：“把你的眼镜脱下来，我给你这张板凳坐。”


“为什么要我脱眼镜才能坐这张板凳呢？”


“因为这里我父亲最老，他才戴眼镜。你不算老人，和其他哥哥一样都不应该戴眼镜。”


振国只好屈从我，先把自己的眼镜脱下来，才接我的小板凳坐下。惹得满堂客哄然大笑。


父母和哥姐经常赞扬我记忆好。爸在家的时候经常给哥哥们教读书，我在旁边听着，有时候跟着念。听着念着往往我比哥哥们先会读，先背诵。我大哥喜欢在家门墩上抱着我读书。


我父亲母亲为人非常好，不仅得到本村人的称道，而且在十里八乡的外村人的眼里，也是很有声望的。我家里经常有外地的汉、苗、瑶等民族的人来投宿、留住。男的就和父亲合铺睡，女的就和母亲合铺睡。有时候客人多了，母亲就带我到别的亲戚家睡，把床铺让给客人。这些客人在我家里很随便，和父母亲谈话很活跃。高兴时他们会高声唱起山歌来。我至今还记得父亲很喜欢的一些客人的名字：新宗明、韦亚明、熊老满……


我记得自从县城定安被日本飞机轰炸以后，村里乡公所也设了一个防空警报。乡公所在将军庙。每当庙里的大钟密密敲响。全寨人男女老少都往寨外树林或山沟里隐蔽。寨边不远有几个防空洞也可躲藏。


我和堂兄弟们在家门口的院子里玩耍时，经常听到飞机嗡嗡声，抬头看就见有飞机。有时有几架甚至十几架排队飞行。也曾看见空战，大人指着说这是美国机，那是日本机。


日机轰炸县城定安时，父亲和大哥都在县城，家里曾经一阵担忧和紧张。后来知道平安无事才又平静下来。

清贫的老议长  操行耀长空

1947年我七岁，进那劳小学读书。我和与我同岁的堂弟韦定强都不喜欢上学，原因是学校里经常有过路的军队驻扎，刀枪与军人的凶相使我从小就惧怕又憎恨。


那段时间我家经常有客，母亲经常带我到别家住。有一次天色近黑我们回家，见神台后的横楼顶上瓦盖被掀出一个大窟窿，然后有人急忙盖复原样。父亲不许我们谈论这件事。


就在这年深冬，天气极寒冷的一个晚上，父亲正在床前指导几个胞兄堂兄读书。就在家里学习氛围很浓的时候，和我们家关系很好的黄家振权、振荣二位兄长哭着进家里来说，他们大哥黄振国在县城县参议院里被冷枪击中重伤，垂危之中，他们要连夜赶往县城。父亲听了很震惊气愤，也很着急。决定与黄家兄弟俩一起去县城。那晚上寨子去了不少人。出发后不久，电话传达说振国兄已死。


死者是父亲最亲近的学生，父亲很伤心。到县城以后，第二天刚亮父亲就上县法院去，上县长办公室去，上县警察局去，质问是什么人敢如此开枪杀议长？参议长被刺死难道当局不负责任吗？县里该如何对待这件事？父亲本来就对政府当局很不满，气愤之下他当众痛骂了国民党的腐败黑暗。


振国兄的丧事办完后不久的一个晚上，隔壁婶母起夜解便，发现闸门角落暗处有两个穿长衫的人。婶母大声喊：“有贼！有贼！”那两人才冲出闸门去。父亲知道这是有人又想行刺自己了，于是过几天父亲就带着三哥悄悄地离开了家。父亲离家之前，先安排大哥韦定一到西平乡者怀村王家（是有势力的地方人士家）入赘。当时全是为了安全着想。


接近过年的一个早上，妈妈带上一把柴刀，约着四哥和我说是出门去打柴。出了寨子渡船过河，却走往北部山区，去到赖石村卡埔寨孙老三家住下来。


在卡埔寨我才知道，十年前，父母同样是为了避开当局的迫害也曾躲到这里。在当地群众的庇护下，四哥就是那个时候在卡埔寨出生的。


这次在卡埔住了几个月，母亲搞些手工刺绣，缝些鞋帽小衣裳，蒸些米粉到卡边街卖，以此维持生活。每每县乡政府有人下乡，妈妈都特别提防，带着我们东躲西藏。1948年的春节，父亲带着三哥在皿帖，大哥在者怀，妈妈带着四哥和我在卡埔，只有罗氏妈、大姐夫妇、二哥、三姐在那劳家里。


1948年夏季，妈妈接到父亲的信，叫我们回那劳。我们回到那劳后，学校已经没有老师，校门关闭，我和四哥都无书可读。不久父亲也回来了。


这一年，地方非常混乱。春节后有一天是街天，乡政府的乡警无法无天地抓捕本寨青年李亚令杀害。年中，又抓一位讨饭的青年到渡口对岸杀害，说是共产党的探子。后来又在我家房后的黄家，抓捕七个云南来的衣衫褴褛的武装人员押往县城，也说是共产党的游击队。


父亲回家后精神很不安，经常叫我们母子都到别家去住，他单独在家。这年秋天，父亲成了一场大病。乡亲们都很关心。父亲病危期间，我目睹母亲流泪偷偷哭泣，大哥嚎啕大哭，边哭边诉说一大串话，具体内容我记不得了。全家最无知的是我，但也感到很伤心。后来不知道是怎么医疗，父亲的病居然好起来。


1949年的春节前，寨上乡亲有些家已经杀年猪准备过年。一天早晨，四哥病了，父亲陪着四哥在睡房里。县里有一个税务小官员闯进屋来，一边背着双手看我家墙壁上的国画和字屏，一边喊我父亲：“老议长！老议长！”


“在家。我小孩病了，照看小孩，有什么事？”


“你家的富力捐（当时的一种税）还没有缴纳啊！乡公所叫我来找你！”


“我大病刚好，过年年猪都没有，小孩又病，穷得早晚难度。你们要什么富力捐？若要就只有我这条命！你出去，叫乡长来抓我。出去，出去！”


这税官看父亲生气了，就赶快溜了出去。这年春节，父亲在闸门贴上对联：“极穷而后穷工化，不富逼追富力捐。”


父亲又给邻居何家写幅对联：“春花盛开，大爷垂涎新土货；逆途多阻，小民咂嘴贵盐巴。”表达父亲为社会为劳苦大众忧患，蔑视统治阶级的意识。


这年大哥带着大嫂从者怀回家团聚。初一那早，四哥病稍好，父亲竟然在愁中起兴，叫上几个住在我家过节的汉族人，还有当过兵的大青年老王哥，以我家门口院坝为场地，发号施令连起“兵操”来。乡亲们男男女女都来看热闹。


那些年，罗氏大妈带着她亲生的大姐夫妇、二哥、三姐在倒厅煮饭，妈妈带着大哥、二姐、三哥、四哥和我在正厅后面的厨房煮饭，全家生活很艰苦。


二姐死后，妈妈就没有亲生女儿。纺纱、织布、做衣裳的事全是妈妈一手担当。过大年每个孩子要赶缝新衣，妈妈实在是怎么都做不过来。经常要大姐过来帮忙，两个人往往忙到通宵达旦。当时县城有商人在卖工业布，但是贵，买不起。我们男孩子穿的衣裤是蓝靛染的自织布，因为布料不够，衣裤尺寸都偏短小。父亲穿的连蓝靛染都做不到，是草灰染的。这作为当过县议长的人士来说，是极少有的了。


我们家的生活当然远远不能与岑氏宫保府、荣禄府、老土司府比，就连寨子上的中等家庭我们家都比不上。


1949年，那劳国民小学校已办不起了。父亲办起私塾来。小学课本买不到，父亲便教《幼学故事琼林》、《昔时贤文》、《治家格言》。西平皿帖本家青年来了几兄弟，广南农民来了一个，本寨青年几个，还有家里二哥、三哥、四哥几兄弟。每天在堂屋里教学，读书声朗朗，学习气氛很浓。当时我九岁，没有正式参加学习。有时在旁边听听，顶有意思的。


记得有一次父亲在讲课中，就地取材，用古障马蚌的“欧罗械斗”事件，说明暴力灾难伤及地方乡里，生灵涂炭。结下的仇恨罪恶很难消除。父亲讲课用语通俗易懂，说理透彻，同时感情深刻，感人至深。


谈起写文章，父亲文采过人。当岑超奉调西林，离开田西时，父亲假设岑超《告田西父老书》。开头是：“窃超一介武夫，将老关山戎马，幸然从政，未识宦海波涛。兹当战乱期间，典鹰田西县篡……”文中谈及西林田西县关系：“林西原属邻封，政未分乎吴鲁，情谊亲如兄弟，唇亡齿寒……”结尾：“驿马秋风行将归去，圆圆明月永照田西。”这些精彩字句我至今都还记得。


教学中他还创作了谜语诗词：

老蒋呀！

失了大将便亡川，

走了大将无代替；

看你犹如箭穿心，

真是孙文大宝贝。

每一句对应一个字谜，谜底是四个字：荒芜必败。巧妙地映射和讽刺了当时国民政府存在的荒淫腐败现象。


父亲在教学中，其思想性、艺术性，对我幼小心灵颇有影响。

（未完待续）

注：此文为韦定仍先生回忆录，标题为作者拟，文中小标题略作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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