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文骅回忆录——百色揭竿

1929 年 10 月 22 日，我们大队人马沿着右江岸边，浩洁荡荡地挺进桂西重镇百色县城。

百色，是个依山傍水、景色秀丽的山城。人口 1 万左右，杂居着壮、汉等各族人民。它是右江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连接着云南、贵州交通要道。控制百色，可以北依农民运动基础较好的东兰、凤山两县，作为后方基地；南连左江地区龙州一带，与广西警备第 5 大队相呼应；它地处桂西山区，却相当繁华，经济上可以取得一批税收。我们警备第 4 大队的队部就驻在城里的粤东会馆，邓小平、张云逸、龚鹤村等首长住在里边长廊楼上。

邓小平、张云逸率部进驻右江地区后，当务之急，就是与韦拔群领导的右江地区农民运动相结合，填密地筹划武装起义，做好创建红军，成立红色政权的准备工作。为此，在百色召开了部队党的领导成员会议。会议分析、研究右江地区的形势，制定了今后的斗争策略和措施。按照这次会议的部署，立即进行部队的整顿、改造工作。着重对士兵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士兵觉悟，发动士兵揭发旧军官的犯罪行为和军阀作风，反对贪污克扣军饷，反对虐待士兵，严办了深为士兵痛恨的一个营长。对那些屡教不改的旧军官和兵痞流氓，则采取撤换、“调训”或“礼送出境”的办法，加以处理，还吸收了 1000 多工农优秀青年入伍，壮大了队伍。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大力培训新干部。至武装起义前，部队中连以上单位都建立了党支部，地方党的组织也有很大发展，右江地区已有党员五六百人。

同时，在部队和群众中公开宣传党的主张，宣传发动和武装工农群众，

支持工农运动。邓小平、张云逸等充分发挥右江地区农民运动领袖共产党员韦拔群、黄治峰等同志的作用，通过他们团结教育各族贫苦农民。

每个连队还组织七八个人的宣传队，深入山村、街道，开展宣传发动工作，还派军事教官帮助各县训练农军。

为加强对百色工人运动的领导，部队党委先后派出黄一平等 7 位政工干部，指导各工会组织工作。先后成立了 12 个行业工会，会员 1000 多人。在此基础上，成立了百色县工人联合会和工人赤卫队。在部队的帮助下。各地的工农运动蓬勃发展，为武装起义打下坚实的群众基础。

随着右江群众革命运动日益高涨，平时作威作福、鱼肉人民的豪绅地主和资本家，开始坐卧不安了，他们把第 4 大队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一面明来暗往地纠集反动民团，占驻据点，妄图负隅顽抗；另方面，与尾随第 4 大队进驻右江地区的反动第 3 大队互相勾结，妄想搞掉第 4 大队，镇压右江革命。

原来，警备第 3 大队由广西、云南边界的土匪收编而成，表面上与第 4大队称兄道弟，而实际上貌合神离。该大队长熊镐极其反动，性好投机。俞作柏、李明瑞反蒋失败后，他立即听命于卷土重来的桂系军阀，受其主子的密令，紧紧地跟踪第 4 大队。

来者不善。邓小平、张云逸等看穿了熊镐的险恶意图，决定铲除这只“狗熊”。

恰在这时，奉议农军截获到一份黄绍竑拍给熊镐的有线密电，指令熊镐要“先发制人”，对第 4 大队进行突然袭击。

在这紧急时刻，邓小平、张云逸等制定将计就计歼灭第 3 大队的计划。动手前，仍按“友军”惯例，照常与第 3 大队来往，麻痹敌人，及时了解对方动向。10 月 28 日，张云逸设下“鸿门宴”，以商谈防务之名，宴请第 3大队营以上军官。席间，擒捕了熊镐，后枪毙了他。

同一天，按照原定计划，第 4 大队 1 营和恩隆、思林、奉议等县农民自卫军共千余人，分别解除驻平马、那坡的第 3 大队武装，俘敌千余人，缴枪千余支，为百色起义扫除了障碍。

在此前后，东兰、凤山、奉议、思林、向都、镇结等地的农民武装，在第 4 大队支持下，也加强了扫荡地方反动势力的军事活动。如韦拔群和第 4大队军事教官钟鼎率领东兰县千余农军，攻占了东兰县城，县长弃城逃窜。

其他县的反动武装，有的被击溃，有的被缴械，有的逃到外地躲避。整个右江地区，正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我到百色后，和黄奇彦仍在副官处工作。该处除了我俩外，还有李荣（李振亚）、李治、杨英等，处长是刘健。我们的任务是处理日常事务，接待来往客人，协助改造军队和筹备起义的工作。我们几个人佩精神带和横斜的值日带，轮流值日。

那时，实行官兵平等，官、兵、夫薪饷每人每月都是 20 元大洋，我们大队部的军官，都在会馆中间的大厅里吃饭，每月伙食 12 元。开饭时，大家先入厅坐下，当邓小平、张云逸、龚鹤村进入饭厅时，值日官发出“立起”的口令，首长入席后，大家坐下，等值日官一声“开动”的口令，大家才迅速吃饭。当领导人吃完了，值日官又叫口令：“立起！”大家便放下碗筷站起来，领导人退席后，值日官发出“解散”的口令，大家才离席。

我加入了革命军队，经常在领导身边工作与领导领同样的薪饷，吃同样的饭菜，深感革命大家庭的温暖，领导分配的工作，都积极去完成。为了提高自己的文化和业务水平，我还利用晚上时间认真读书。有一天晚上，参谋长龚鹤村突然来到副官处，看大队部其他人都外出玩乐，只剩下我和黄奇彦两人在房里看书，他便鼓励我们说：“你们年轻，就应这样好好学习和工作！”

10 月 30 日，中共广东省委通知广西特委，决定建立中共广西前委（后改为红 7 军前委），由邓小平担任前委书记，统一指挥左右江地区党和军队的工作。

11 月初，原从南宁派往香港向中共广东省委和中央请示汇报工作的龚饮冰回到百色，带来了中央批准在左右江地区举行武装起义、建立红军和根据地的计划，颁给成立红 7 军、红 8 军的番号，并任命了红 7 军、红 8 军的领导干部。这样，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更加紧进行。

12 月上旬的一天，龚鹤村到副官处找我说：“给你一件重要而又秘密的任务，你能办到吗？”

“一定能办到。”我回答。

“好吧，你到街上去做一面红旗，旗面写上‘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军部’字祥，中间是黄色的镰刀、斧头。另外，再刻圆形的关防和长条戳子各一件。”

接着，他把红旗的尺寸告诉我。最后，他问我：“我们很快就是红军战士了，你高兴吗？”

我想到大革命时，我们没有军队，吃了大亏，多少人被捕、杀害，我是幸存者，后听说朱毛在江西建立了红军，我很羡慕、向往。现在自己当红军的愿望就要实现了，心里格外高兴。

接受任务后，我立即到经理处领了红绸布，到离军部不远的一家商店去做军旗。刻关防印戳是一个私人刻章处刻的。我要求他们严格保密，不得对任何人讲，否则，要负严重责任。这样，只用两天时间，我便完成制作军旗和刻印戳的任务。

起义前的一天，前委在百色分别召开了工人代表大会、警备第 4 大队士兵代表大会和百色农民代表大会。在这 3 个代表会上，代表们一致热烈拥护和通过前委关于举行武装起义、建立红军和建立革命政权的决议。当天晚上，前委还在百色商会俱乐部设宴，邀请百色、奉议两县县长和百色商会要员赴宴，向他们说明将成立红军和苏维埃政府的意义、政策，为避免泄密，暂把他们控制起来。同时，当夜派部队收缴百色公署公安局、禁烟局及百色、那坡、平马、果化等城镇商会团体的枪支共 300 多支。

这一夜，大队部灯火辉煌，领导和工作人员都以紧张的战斗，迎接广西革命历史上光辉、难忘的一天！

12 月 11 日，是广州起义两周年的纪念日。这一天，火样的朝阳刚从东山露出脸，整个百色山城便沸腾起来，一队队工人、农民、士兵、学生和城市居民，打起锣鼓，挥动着红旗，向东门坡广场走去。大街小巷贴满红纸写的革命标语和红 7 军的安民布告。家家户户悬挂着五彩缤纷的纸旗。我们大队部驻百色的官兵也穿着灰色新军装，颈上系着耀眼的红领带，兴高采烈地列队到东门坡广场参加军民庆祝百色起义和成立红 7 军大会。

会场上，红旗漫卷，号鼓喧天，鞭炮齐鸣，盛况空前。参谋长龚鹤村主持大会，陈豪人讲话。当他庄严宣布百色起义胜利举行和中国红军第 7 军正式诞生时，全场爆发出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声和口号声。

我看着自己负责制作的一面镶有镰刀斧头的红旗在南疆地平线上冉冉升起，再看自己颈上扎了一条红领带，心里充满着难以表达的喜悦。这面大红旗，像团烈火在燃烧，映红了百色山城，映红了灾难深重的壮乡！会后，举行庆祝游行，整个百色山城沉浸在热烈、欢乐的气氛之中。

同一天，在粤东会馆——红 7 军军部的大厅里，召开了部队排以上干部和军部直属队共 500 多人的大会。红军指战员在火红的军旗下，举行了庄严的宣誓仪式。我是其中之一。大会仍由龚鹤村主持，陈豪人代表军前委讲话。

会上宣布了红 7 军的编制机构和领导人：

军长：张云逸（今海南省人）

党代表（后改为政治委员）：邓斌（邓小平，四川人）

政治部主任：陈豪人（福建人）

参谋长：龚鹤村（龚楚，广东人）

司令部机构：

参谋处长：陈叔度（广西人，后钟鼎接任）

参 谋：莫文骅、黄奇彦、陈可夫（均广西人）

副官处长：刘健（广西人，后陈叔度接任）

经理处长：张逸秋（今海南省人，后叶季壮接任）

军医处长：吴清培（福建人）

政治部机构：

秘书科长：余惠（湖南人）

组织科长：罗少彦（广东人）

宣传科长：许进（广东人）

社会科长：黄启滔（黄一平，广西人）

宣传队长：文冠球

军直属队：教导队长：许卓（广东人）

特务营长：符禄（今海南省人）

各纵队编制：

第 1 纵队：由原警备第 4 大队改编而成

纵队长：李谦（湖南人）

政治部主任：沈静斋（安徽人）

第 1 营营长：何莽（广西人）

指导员：黄启滔（1930 年 2 月后调任）

第 2 营营长：王展（湖南人）

第 3 营营长：雷竹平（广西人）

第 2 纵队：由原第 4 大队一部分、原广西教导总队一部分、百色工人赤

卫营及右江沿岸农军组成

纵队长：胡斌（海南省人）

政治部主任：袁任远（湖南人）

第 1 营营长：符镇

指导员：杨英

第 2 营营长：冯达飞（广西人）

指导员：麦农本第 3 营

营长：黄治峰（广西人）

指导员：杨成之（贵州人）

第 3 纵队：由东兰、凤山等县农军组成

纵队长：韦拔群（广西人）

政治部主任：李朴（四川人）

第 1 营营长：陈恩深（广西人）指导员：黄冕伦（广西人）

第 2 营营长：黄昉日（广西人）

指导员：黎心诚（湖南人， 1934 年叛变）

第 3 营营长：黄世新（广西人）

指导员：李干辉

3 个纵队加上军部直属教导队、特务营、炮兵连共 4000 多人。

同一天，右江地区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恩隆县平马镇经正书院胜利召开。各县的工农代表及红 7 军代表共 80 多人出席了大会。大会选举产生了右江苏维埃政府，主席雷经天。第二天，在平马镇举行有 1 万多群众参加的庆祝红 7 军成立和右江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张云逸代表中共红 7 军前委出席了庆祝大会。会后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在红 7 军帮助下，有 15 个县先后成立了县苏维埃政府或革命委员会，成为拥有 100 万人口的右江革命根据地。百色起义后不久，组织分配我到红 7军司令部参谋处任中尉机要参谋，管行军、作战、电报（有线电报）和其它机要工作。

来百色后，我于 11 月间写信给张云逸同志，汇报自己的思想情况，提出了由共青团转入共产党的要求。张云逸军长接到我要求转党的报告后，他曾与邓小平同志商量，决定由张云逸、陈豪人、叶季壮（军部党支部书记）3人组成一个审查小组，负责审查我的历史。很快弄清我在狱中的表现，结合考察我在百色各方面的表现后，党支部于 1930 年 1 月正式批准我转入中国共产党。介绍人是张云逸。这是百色起义后司令部党支部吸收的第一个新党员。

当党支部书记叶季壮同志告诉我被批准入党的消息时，我心情很激动，同时意识到入党即是把自己的一切交给了党，在为共产主义事业斗争中，今后要我去赴汤蹈火、流血牺牲，也是甘心情愿的。

我入党时，军司令部的党员共有 4 人：张云逸、龚鹤村、叶季壮和我。当时党组织仍处于秘密状况。百色的红色风暴，席卷了右江地区的山山，“一切权力归苏维埃”、“打倒土豪劣绅，平分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浪潮汹涌澎湃，严重威胁着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敌人不甘心自己的失败，暗中磨刀霍霍，妄想卷土重来。

12 月下旬的一天拂晓，忽然城后山头响起枪声，越响越密，越响越近。

我们从梦中惊醒，一跃而起，立即拿起武器，投入反击敌人的战斗。

这是一股隐藏在百色西部地区的西林县和西隆县的反动地主和土匪武装，匪首叫韦武。他纠合 2000 多匪徒，趁红 7 军主力不在百色之机，分三路突袭百色。这些亡命之徒多是本地人，道路熟悉，仗着人多势众，从西关方向蜂拥而来。不到半个小时，便占领了商业区大街，劈门闯入商店，大肆抢劫财物，并冲进了原禁烟局，争着抢劫其鸦片烟和现洋。城内大部分街巷也发现土匪，他们正向红 7 军的司令部和政治部的所在街道袭来，情况危急。

当时，红 7 军主力在田州、那坡、果德一带肃清反动武装，留守百色的红军部队只有教导队、机关枪连、半个特务连，连同司令部、政治部的人，总共不足 500 人。邓小平同志已去龙州，张云逸同志带特务连大部分战士去了平马。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为了保卫红色山城，保卫红 7 军军部，全城军民都紧急动员起来，各自为战，英勇抗击四倍于我的敌人。

枪声就是命令。干部立即集中起来，参谋长龚鹤村带一部分人负责打东路；组织科长罗少彦带一部分人负责打北路；第 2 纵队政治部主任袁任远带十几个干部和一个排直奔西门；教导队长许卓率领教导队，第 2 纵队营长冯达飞和指导员杨英指挥机关枪连，特务营营长符禄带领特务营部分战士，在城内与敌人展开激战；我和黄奇彦及其他五六位同志坚守南门。南城门外有一条小河潺潺流过城墙脚下，离城门约 20 米远的地方，架着一座石桥，这是进出城的必经之路。我们几个人手持马枪，在岗楼上，密切注视着城外的动静。

看见敌人靠近石桥，我们就开枪射击，目的是把敌人赶跑。经理处的同志，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将贵重的金银财宝分别由各人携带保管，有的背在肩膀上，有的分散埋藏在房间的各个角落。他们为预防万一，便在驻地门外，用砖头、木板或木箱装上沙土，筑起临时的防御工事，荷枪实弹警惕地守卫着。处长叶季壮率云广英、陈可夫、李治、李荣等 10 多人，用驳壳枪反击，将企图进攻军司令部的土匪击溃。红军指战员在百色工人武装配合下，英勇反击，越战越勇，大家只有一个念头：百色是红 7 军的发祥地，誓死捍卫红色山城！土匪虽然人多，但他们突入市区后，到处抢劫财物，队伍散乱，在红军和工人赤卫队的猛烈反击下，节节败退，纷纷往山里逃窜。经过 3 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毙敌 40 多人，伤敌 30 多人，缴枪 10 多支。我方亦伤亡30 多人。

太阳升起来了，金光灿烂。火红的红 7 军战旗，仍竖立在百色城头上！

击退土匪的进攻后，军部考虑到敌人还会卷土重来，遂从平马调来一个步兵营驻防在百色附近，并在城外山地构筑工事，时刻准备痛击来犯敌人。

不出所料，翌年 1 月上旬，又有 2000 多土匪民团武装进犯百色。红军战士凭借事先筑好的工事，在城外山地与敌展开激战，使敌人始终无法接近城边，我们军部人员也做好参战准备，打了两个多小时，敌人看势头不好慌忙收兵，狼狈逃跑。这一仗，又毙伤敌 70 多人。

这两次土匪进攻，给我们留下一个教训，必须发动和武装群众，深入开展土地革命，才能巩固和扩展革命根据地。此后，红 7 军对这方面工作虽有所重视和加强，但由于红 7 军处于初创时期，且处在战争环境里，仍把主要精力放在军事活动方面。

在百色起义的鼓舞下，从南宁转移到左江地区的广西警备第 5 大队，按照中共广西前委的部署，于 1930 年 2 月 1 日胜利举行了龙州起义，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 8 军和左江革命委员会。邓小平兼任红 8军政委，俞作豫任军长，何世昌任军政治部主任，宛旦平任军参谋长。李明瑞同志在党的感召下，终于与旧营垒决裂，毅然投身革命，参加了龙州起义的领导工作，被中共广西前委任命为红 7 军、红 8 军的总指挥。

龙州起义与百色起义互相呼应，革命风暴遍及左右江地区 20 余县，形成了拥有 100 多万人口的全国瞩目的左右江革命根据地，震撼了西南军阀的反动统治。

在百色起义的鼓舞下，从南宁转移到左江地区的广西警备第 5 大队，按照中共广西前委的部署，于 1930 年 2 月 1 日胜利举行了龙州起义，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 8 军和左江革命委员会。邓小平兼任红 8军政委，俞作豫任军长，何世昌任军政治部主任，宛旦平任军参谋长。李明瑞同志在党的感召下，终于与旧营垒决裂，毅然投身革命，参加了龙州起义的领导工作，被中共广西前委任命为红 7 军、红 8 军的总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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