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色真牛：莫维斯理论的形成

关于莫维斯理论，我还想再多谈一些。莫维斯线对两个不同文化传统的区分，事实上伤害了被他形容为愚昧落后的“砍砸器文化区”的人民自尊心。“砍砸器文化区”是否就意味着停滞迟缓、死水一潭？我想从两个方面来分析：

第一，砍砸器文化区为何只形成了比较简单粗劣的砍砸器，而没有发展出精美、规范的手斧文化？

第二，莫维斯提出这种区分，时代、社会背景是什么？

先看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没有出现普遍的手斧文化

远古人类的生存状态，在现在通过一点点蛛丝马迹就得出全面而准确的认知是不大可能的。我们只能通过所掌握的材料来进行合理推测，至于这种现在看来合乎逻辑的观点，是否符合万年前甚至数十万年前的真实情况，实在不大好说。不够，只要这些观点能给我们一点点有关远古的启示，我们就承认它有价值——包括这道看起来很刺眼的莫维斯线，也是相当有价值的。

不同于莫维斯简单地将其归结为人种优势、文化优势，我们可以以更客观的态度来重新考虑一下这个问题：为什么东方文化中，手斧这种石器并不像所谓“手斧文化区”那样广泛而突出地存在？

◆竹工具假说

本系列下一个主题是《桂林甑皮岩：中国最早的陶器？》，将讲到英国广播公司（BBC）赴中国北京周口店、桂林甑皮岩等地采访。在这个纪录片中，爱丽丝·罗伯茨来到广西，在东南亚文化专家的带领下，用石片加工了竹箭。她惊奇地发现竹子在人民生活中非常重要，在狩猎生活中部分地取代了石器的作用。纪录片中的这个观点，大约出自考古学家Pope提出的“竹工具假说”——因为东方人群习惯使用其他质料（比如竹木制品）的工具，所以旧石器工业如此缓慢落后。然而，这些可能对东方远古人类极为重要的竹木工具并没有作为考古资料保存下来，所以它还停留在未验证的假说的层次上。

◆石器时代经济学

美国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在《石器时代经济学》中说，石器时代的人们并非处于饥饿状态，而是食物充足、生活优裕，那是一个“原初丰裕社会”。他们的人口基数较小，只要不是特别贫瘠落后的地区，他们可以很容易地获得食物并维持一种清闲的生活状态。这就是在犹太、希腊和中国神话中普遍存在的“远古黄金时代”。

“原初丰裕社会”的人们，除非在物质稀缺的情况下，是没有多少动力来制作或者改造工具的。既然食物丰足，何必大费周章琢磨石器呢？在实验考古研究中，砍砸器非常容易制作，扁平的砾石砸三五下就能出来一件，而手斧的工艺复杂得多。所以东方远古人类对于改良石器兴趣缺乏就可以理解了。并非是人种问题，而是无需这样做的问题。


人类智力发展当然也是“用进废退”的，但是石器技术只是反映智力的一方面，制作竹木器和捞鱼摸虾等等活动一样锻炼智力，现在没有留下考古证据并不意味着当初就不存在。

◆石材差异

有意思的是，中国古代人民对于石材的表现极为冷淡（在佛教艺术兴起之后有所改观），我在上课的时候曾经开玩笑式地把帕台农神庙所雕刻的塞勒涅之马和霍去病墓前的“马踏匈奴”相比，塞勒涅之马的雕成时间比马踏匈奴还要早几百年，看起来却比马踏匈奴精细很多。

塞勒涅之马，原位于雅典帕台农神庙东山墙，现存于大英博物馆18号展室。图片来自网络。

马踏匈奴，霍去病墓前石雕，图片来自网络。

汉代石雕追求大气雄浑和意境，但又雄浑得有点随意、有点漫不经心。比如下面两张图片，是汉代昆明湖畔的牛郎和织女雕像，被戏称为“看了就知道为啥一年只见一次面”，“一年见一次也嫌多啊”。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赵萌在《中国雕塑艺术》一书中对中国古代石雕的薄弱给出了一个有意思的解释，这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莫维斯线的出现，如果我们默认这条线的话：

令人欣慰的是考古学家和地质学家们的不断努力，为我们一步步接近谜底显露端倪。“在整个欧洲大陆遍地都是极易加工的上好石材——燧石”（谢崇安：《中国史前艺术》，三环出版社，1990年，第39页），这就为智人达到创造较为精确形体的能力提供了最为重要的基础。中国的史前人则没有西欧尼安德特人那么幸运，大自然没有向他们提供与他们同类的欧洲人相同的物质条件，因此要达到掌握完善的造型技巧则要走更为曲折的道路。如北京人遗址周围的石料主要是极难加工的石英石，经过漫长的摸索，北京人才掌握了石器的特征，但创造的石器还相当粗糙。贾兰坡先生曾多次进行试验，在《中国大陆上的远古居民》中，他描述到“用火石模仿着打制出一件像欧洲那样的‘石斧’很容易，但用石英模仿北京人打制出一件细小的尖状器则有很大困难。”

于是我们就可以获得一种不同于人种优劣论的解答：由于石材在硬度、可加工性上的差异，导致中国远古人类并不愿将太多的精力花费在石器制造上。对力量还比较弱小的早期人类而言，这种物质条件和环境因素的影响是他们进行包括艺术在内的生产活动时所无法克服的巨大限定。

美国进步时代与东方的没落

再看第二个问题。

这个问题其实有些微妙。我们现在感受到莫维斯的推测有着明显的、莫名其妙的恶意，但是我们也不能说莫维斯绝对地具有一种“反东方”的偏向性态度。这位哈佛大学人类学家传授给张光直传统的田野考古方法，是对张光直影响最大的两位老师之一。张光直16岁前生活在北京，是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曾任耶鲁大学人类学系主任，美国科学院院士，是中国现代考古学家中大师级的人物。我在谈花山岩画时还会提到张光直。

张光直曾从学于著名考古学家李济，民国时期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久负盛名，其实清华国学院当时有五大导师，第五位导师就是特别讲师李济

我倒宁愿如陈胜前教授所说，将“莫维斯线”和殖民主义联系起来，不过我要谈的并不是“文化自我殖民主义”，而是上个世纪40年代的西方霸权意识与种族关系。

◆美国的“进步时代”

在莫维斯生活那个年代，美国已经经过“进步时代”，成为一个高度文明、高度发达的社会。何谓“进步时代”？ 这一时代通常指美国的1880 到1920年间。

18世纪末，美国西进运动开始，大批移民向西进发。1862 年，林肯总统签署《太平洋铁路法》，之后这条从东西方向贯通美国的铁路主要由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和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建造，历时七年终于竣工。交通上的巨大成就进一步推动了美国工业文明，再加上电报等科技手段普遍应用，人口的大量增长，1865年南北战争的结束则为美国提供了一个稳定而团结的国内政治环境，使国家政权得到巩固，凡此种种，都成为美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动力。

太平洋铁路示意图，图片来自网络

到了1900年，美国运行中的铁路接近20万英里，总长度已经超过了欧洲铁路的总里程。1908年，福特汽车公司推出了大火特火的T型车，1913年，福特公司第一次启用了汽车生产流水线，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这使美国在短短十余年间就成为车轮上的国度。1903年，美国汽车年产量大约是4000辆，1920年美国汽车销量达到200万辆，到1929年是500万辆。汽车的价格从1910年的950美元降低到1924年的290美元。汽车工业刺激了钢铁、橡胶、玻璃、燃料动力、公路建设、建筑业甚至饮食、住宿等服务行业。

画家毕卡比亚在1913年到达美国的时候，立即为纽约的摩天大楼、公路和机器所倾倒，他以以机器入画，声称这是他从美国得来的灵感，他称机器是现代世界之魂，“由于机器的天才在美国得到了最充分的表现，我有什么理由不相信，在美国，艺术将有辉煌的未来。”

在“进步时代”的1890—1920年间，美国城市数量从1348个增加到2722个，10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从28个增加到68个，城市人口总数从2200万增长到5400万，城市人口比例从35.1%上升到51.2%，城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实现了工业化、都市化转型。到了20世纪30年代，美国完成了工业化，科技、进步、发展成为社会主题。

1930年的纽约，图片来自网络

◆遭到排斥的东方

看完美国，再来看看亚洲。莫维斯到东南亚考察的时候，正值日军侵犯中国，东亚形势动荡。虽然战争尚未波及他所考察的区域，但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何况当时的东南亚也不是乐土，作为英国或荷兰殖民地的缅甸和印度尼西亚正在争取民族独立，说不尽地暗潮汹涌。

我想可以这样推测像莫维斯这样的美国人到达亚洲之后的心态，这种心态好比当年从欧洲去往美国开拓新大陆的最初的白人。当他们跨洋而来，面对陌生的荒野和陌生的人种时，他们感到荒野是“一种道德上的真空地带，一片可憎的和混乱的荒僻之地”。混乱、原始、贫穷，大约就是前来考察的莫维斯对亚洲的所有观感。

莫维斯对当时的中国会是什么态度呢，会不会比他所到的东南亚更好一些？
答案是：不会。这要从美国在20世纪上半叶严重的排华情绪谈起。

黑格尔、孟德斯鸠等对西方产生过广泛影响的学者已经在著作中建立起中国的负面形象。19世纪时美国人亲自来到中国，见到中国积贫积弱之后，那种通过《马克·波罗游记》和耶稣会教士们所建立起的对于东方的幻想就完全破灭了。

更何况，19世纪中期，有大量广东、福建地区的华人来到美国，作为外来移民，他们生活在社会底层，承担着一些白人们所不屑进行的劳动。有许多中国劳工参与了前文所述的太平洋铁路的修建，他们付出惨重的代价，换回了太平洋铁路的提前竣工。在最险峻的合恩角，每铺设一根枕木，都几乎有一个华工牺牲。这就是常说的“每一根枕木下，都有一个华工的灵魂。”

在合恩角开凿的铁路，图片来自网络

但是这一份贡献并没有使华工更好地融入美国主流社会，恰恰相反，美国人认为华工抢占了他们的工作机会。而当时白人至上等种族主义观念在美国非常流行，抹黑和排斥华人的事件屡见不鲜。

1882年，共和党参议员约翰·米勒（John F.Miller）提交了排华法案，于5月6日在参议院通过，这是美国第一个限制特定种族外来移民的法案——《关于执行有关华人条约诸规定的法律》，通常称之为排华法案。它法案剥夺了华人移民的美国公民权，在十年内禁止华工进入美国，只允许持中国政府证明的外交官员入美。十年之后又通过《基瑞法案》等新法案不断延长。1904年4月27日，美国国会将排华法案无限期延长，激起了中国人在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美国政府因此宽赦了教师、商人、学生、游客的入境限制，但其他中国人严禁进入美国。

1908年，美国国会同意将庚子赔款的半数退还给中国，设立了庚款奖学金，大批中国留学生前往美国——当时这些留学生仍需生活在排华法案的笼罩之下，因为排华法案直到二战时中美成为反法西斯同盟才被国会废除。1948年起，加州废止了禁止华人与白人通婚的规定。到了60年代中期，华人才在形式上获得了平等待遇。

这就是莫维斯理论所提出的社会背景：

美国不但是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而且逐渐在经济上成为世界领导者。高度发达的社会带来了民族形态的深刻变化，他们在进步主义的指引下，坚定地信奉历史和社会的不断前进，他们的眼光放在将来，任何对过去的回味都被视为逃避主义、违背了时代命题。

于是，美国的国家自豪感无比膨胀，唯有美国值得歌颂：19世纪中期，一份由州政府出版的地质勘察报告指出“美国被误称为‘新大陆'，但事实上它是同年代中最古老的大陆”，甚至比欧洲更加久远。美国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克·特纳于1893 年通过《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驳斥了美国文化欧洲源出论，认为美国文化主要地来自独特的环境而非继承自欧洲文化。 在 1917 年第四届国家公园大会上，赫伯特·奎科呼唤文学家们也加入到歌颂美国景观的行列中来，说 “已经到了必须书写我们自己的传奇和我们自己的神话的时代”。

此时种族主义观念深入白人人心。在美国建国早期，印第安人被大量屠杀。在美国西部扩张时期，他们又被驱逐而多次流离失所。我们想想罗斯福总统曾经说过的话,就知道印第安人的悲惨处境：“这是难以避免且最终是有利的，我不想走得太远去说只有死印第安人才是好印第安人，但我相信十个好印第安人中九个是死的，而我也不愿深究第十个的死因。”而黑人和华人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也只是印第安人待遇的一种稍微客气点的翻版。罗斯福和当时的许多学者，都是种族和基因纯洁的尖锐倡导者。

在国际层面上，美国人因为强大、因为自信而呼唤建立新的国际秩序。美国学者们很自然地就出现了一种使命感，他们试图用对新的国际秩序的召唤来表达对国家身份的自豪之情。这个国际秩序首先应该是美国的秩序，其次是在思想潮流和历史文化上与美国有千丝万缕的欧洲的秩序，至于东方世界，理应屈服于文明的西方世界。

社会理念、社会需要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学者的研究。学者不可能脱离于一定的社会环境而存在，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来说，他的研究成果往往并不是真理，而是一部分真理和一部分现实需要的混合物。这就是莫维斯理论背后所隐藏的东西，就是陈胜前教授所说的“考古学家是生活在一定时代情境中的人，他们看问题的视角必然带有时代的特征”。美国需要或者说西方需要他形成这样一种理论，否则，他完全可以陈述得更加合理一些。

莫维斯理论的关注点在于旧石器中的手斧，手斧的有无成为东西方文化地位的象征，因此百色手斧的出现才会在国际学术界引起轩然大波。

百色手斧的确认，不仅仅是学术事件，还是文化事件、社会事件。彭书琳曾经提到，2000年，克林顿总统在百工举行晚宴，他对中美合作研究百色旧石器文化项目的美方代表鲍立克博士意味深长地说：百色旧石器研究成果具有世界意义，你要和中国科学家继续合作，深入研究下去。同年，江主席接见了访问中国的美国Science 杂志主编，这位主编先生带来的礼物，就是那本封面印有百色旧石器图像的Science 杂志。

它体现了东方远古人类的行为能力和技术进步，表明哪怕在现有的这点点考古证据上，哪怕很多学者认为现有的少量手斧并不足以从根本上动摇那条莫维斯线，但是关键点在于，起码现在再也不能像莫维斯一样狭隘地认为亚洲的早期直立人比欧洲的直立人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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