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付一夫 (苏宁金融研究院消费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助理、高级研究员 )
日前,贾乃亮与李小璐以一纸联合声明,正式宣告离婚。“夜宿门”曝出至今,700个日日夜夜,“璐出贾笑”的世纪大瓜,迎来了大结局。 相似的剧情,我们已经见得太多,前有马蓉、文章,后有吴秀波、曹云金、许志安,各种娱乐八卦赚足了吃瓜群众的眼球,有人戏谑“铁打的娱乐圈,流水的出轨剧”。
其实,不仅娱乐圈,从政商界精英到普罗大众,出轨事件早已见怪不怪,由此导致的婚姻破裂案例不胜枚举。
凡事必有原因,作为一名经济领域的研究爱好者,我更愿意从经济学的视角去探寻现象背后的底层逻辑。
一、“七年之痒”
相信很多人都听过婚姻的“七年之痒”。这其实是个舶来词,源自于1955年美国著名影星玛丽莲·梦露主演的电影《The Seven Year Itch》。
片中,男主角夏曼先生是一个出版商,他与妻子结婚七年,感情始终非常好。在这个夏天,妻子带着儿子去外地度假,夏曼先生自己一个人在家。其间,楼上搬来一个女房客,就是梦露扮演的美貌广告小明星,引得夏曼先生整天想入非非。在激烈的思想斗争中,夏曼先生的道德观念和内心情感不断发生着碰撞,好在最后他做出了明智且正确的选择——放弃诱惑,赶去妻儿的度假地。
原本剧情平淡无奇的影片,因性感迷人的玛丽莲·梦露的参演,而在电影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尤其是梦露站在人行道旁的地铁通风口上、裙子被风吹起的镜头,更是经典中的经典。顺便说一句,这段镜头反复拍了40多次,让数千名围观人士大饱眼福的同时,也让梦露当时的老公十分郁闷。
伴随着这部电影的传播,“七年之痒”这一翻译成了中国家喻户晓的词汇,用以形容夫妻双方在经历过热恋与新婚的炽热甜蜜后,常常会在第七年左右的时间节点遇上倦怠期,此时很多人都会萌发出打破现有束缚而寻求刺激的欲望,而婚姻的危机考验也便随之而来。还有一种说法——“七年之痒”同人们的生理运行有关,即人的细胞平均七年会完成一次整体的新陈代谢,而细胞的“记忆力”会导致更新完毕的新生细胞忘记当初的爱,不过这一理论似乎并不能完全站住脚。
巧合的是,贾乃亮和李小璐于2012年登记结婚,2019年离婚,前后刚好七年。
倘若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一从炽热到平淡再到危机的过程,其实就是人们熟知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该规律是指一定时间内,在其他商品的消费数量保持不变的条件下,当一个人连续消费某种物品时,随着所消费的该物品的数量增加,其总效用虽然相应增加,但每多消费一个单位的该物品,其所带来的效用的增加量却有递减的趋势。
放在婚姻的场景里,此概念同样适用:两人在一起时间久了,对方的一个吻变得稀松平常,你也不会再为此脸红心跳,在生活里也不会再为约会穿什么衣服而纠结一个小时。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对“人生若只如初见”的美好无比眷恋,只因当时的边际效用的确要比多年以后来得更高;当爱情的激情退却,逐渐演绎为亲情后,一部分夫妻间的感情,就会如电影《一声叹息》里男主人公的大实话:“就像左手摸右手没了感觉。” 一旦发展到这一阶段,恐怕双方之一出轨的几率就会大大增加了,这也与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有关。
二、柯立芝效应与出轨成本
先来讲一个故事。
多年以前,美国第30任总统约翰·卡尔文·柯立芝和夫人到一家养鸡场参观,看到养鸡场员工一片繁忙,柯立芝夫人有感而发地向农场主询问,如何用如此少数量的公鸡生产出这么多能孵育的鸡蛋?农场主自豪地解释道,他饲养的公鸡每天要对母鸡尽多次义务。柯立芝夫人便让农场主将此事告知总统先生。
当柯立芝总统听到这一事实,立即问道:“每次公鸡都是为同一只母鸡服务吗?” “不!”农场主回答道,“有许多只不同的母鸡。”
这一趣事,被后人总结为“柯立芝效应”,即如果引入可受孕的新的伙伴,雄性和雌性动物都会表现出持续、高亢的相关行为。在后人的研究测试中,几乎每一种哺乳类物种都有相似的表现。
柯立芝效应,正是许多出轨行为的内在驱动力,而这也常常建立在婚姻边际效用递减到一定程度的基础之上。
最著名的案例,莫过于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与白宫实习生莱温斯基的“拉链门”事件。诚然,论地位论才华论气质论魅力,莱温斯基或许都无法与克林顿的夫人希拉里相提并论,然而就因为在一次白宫员工派对上不经意的一瞥,前者同总统先生开始偷偷地搞起了办公室恋情,以至于东窗事发后,克林顿遭遇了政治生涯的至暗时刻,众议院对其通过了两项弹劾条款。若非“识大体、顾大局”的希拉里出面力挺丈夫,克林顿恐怕难逃一劫。
如此看来,爱情与婚姻场景下的效用,并不是单纯指代外貌上的性感漂亮与英俊潇洒,这是一个包括生理、默契、内涵、修养、志趣、欣赏、关爱甚至利益等诸多方面的“情感束”,很难具体衡量究竟哪一方给自己带来的边际效用更大。就像克林顿在被莱温斯基的年轻性感所吸引时,也还跟希拉里维系着夫妻关系——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因素在于政治利益上的互惠共赢。
当然,出轨是有机会成本的。机会成本是指为了得到某种东西所要放弃另一些东西的最大价值。站在普通家庭的立场,出轨的机会成本一般包括家庭财产、孩子抚养权、夫妻情感、社会名声等;而夫妻双方共同财产越多越复杂,夫妻感情越和谐,社会声誉越响亮,越重视孩子感情,出轨的机会成本越大。
至于明星与公众人物,其出轨成本自然要大幅度高于普通人,就像克林顿出轨的机会成本不仅包括他的妻子孩子,还有他的总统宝座乃至整个政治生涯。
不难发现,较高的机会成本,往往可以抵御出轨发生的可能,这也在很大程度上维系了婚姻家庭的完整与和谐。有些人即便经历了出轨,却也不会选择离婚,只因离婚的成本更高,这大多体现在一些“政治婚姻”之中。例如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中的高育良书记,在出轨年轻漂亮的高小凤之时,依然出于政治前途的考虑,而维持着和吴老师的夫妻名分。
可是,如果第三者带来的边际效用大于其出轨的机会成本,那么事情发生的概率就会大大提升——尤其是当夫妻中的一方还以“给予机会”的态度来表明对另一方出轨行为的包容时,无异于是将对方出轨的机会成本降至几乎为零,此时但凡出现有诱惑力的第三者,都会导致出轨行为的发生。 “璐出贾笑”的世纪大瓜,佐证了这一点。 三、好的婚姻需要双方用心经营
如果只用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柯立芝效应与机会成本来解读爱情与婚姻,很可能会得出“一切出轨行为都是合情合理”之类的结论,其影响必然是贻害无穷。 归根结底,我们需要的是美满的爱情和婚姻,而这也是每个人所憧憬和追求的幸福生活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那么,我们究竟要怎样才能收获美满的爱情和婚姻呢?
在很多人看来,门当户对是先决条件,此言有一定道理,我们不妨来看一个案例:
单身男士小王婚前生活质量为X,单身女士小张婚前生活质量为Y,两人结婚后,婚姻带给二人的共同所得为一个常量M,由此他们共同生活并拥有双方的资源,婚后的每人所得分别是(X+Y+M)/2。
假设男女双方符合门当户对的条件,那么X=Y;婚后,二人的生活质量都为(X+Y+M)/2。此时,只需M>0,双方状况便都会变得更好。相反,如果两人差距较大(比如X=2,Y=6),那么二人结合后,二人的生活质量均为(8+M)/2,倘若M<4,那么女方的婚后生活质量便不如婚前,她很容易会对自己的婚姻产生不满情绪。
从该案例中,我们或许能看到些许贾李二人的影子。不过必须指出的是,当今社会的“门当户对”,其涵盖范畴绝不仅限于家庭背景、社会地位、财富状况等,精神和思想层面的势均力敌同样重要。
婚姻经济学认为,上帝从生理上安排了男女之间的需求;男人是女人最大宗的消费品和客户,同时,女人也是男人最大宗的消费品和客户。按此逻辑,倘若物质和精神双双达到门当户对,那么男女双方一定是最为合适的“客户”。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理想搭配实在是可遇而不可求,同不完全“门当户对”的那个人共度一生永远会是大概率事件。
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夫妻二人共同经营好婚姻,不断地进行“帕累托改善”,让双方一同变得更好,而主要原则有二:一是提高爱情边际效用,二是增加出轨的机会成本。 先说前者。
虽然在婚姻中,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负面影响不可避免,但很多人都容易忽视的一点是,这一规律隐含着“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换句话说,倘若其他条件变了,那么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也就不复存在。 在日常消费中,“其他条件”一般指商品生产技术,类比可知,在婚姻生活中,“其他条件”指经营感情的本领。一旦这项本领能持续进步,夫妻之间的边际效用递减曲线会上移,生成更高效用的递减曲线;只要持续不断地创新技术水平,边际效用不但不会递减,还会持续增加,形成规模递增效用。
具体应如何经营,见仁见智,每个人方法不同,不做具体评论。
再说后者。
前文说到过,任何人的出轨行为都是有机会成本的,如果这一机会成本足够大,反倒会倒逼双方经营好这份情感和家庭,从而实现婚姻的帕累托改进。
关于如何提高出轨的成本,不少女士可能更有话说:她们常常要求房产证上加上自己的名字,管控先生的工资卡,从而获得更多的婚姻安全感。然而客观地讲,这些举动虽然能抬高丈夫出轨的机会成本,但也在无形中降低了妻子出轨的机会成本,非但体现出双方婚姻地位的不对等,还不是双方共同经营的结果,称不上是理想的帕累托改进。
按此逻辑,夫妻共同为经营家庭做更多的投入,或许是不错的方式。比如,为儿女教育投入越多,为对方父母投入越多,出轨的机会成本越大;当一个人为这段婚姻及这个家庭付出了半生心血和大部分金钱时,出轨的机会成本非常高,无形中对出轨行为有抑制作用。同时,越是保护伦理正当性的法律,越有利于加大出轨成本,这便可以助力抑制情感不端行为。
不过说到底,感情本身才是根治一切顽疾的良方。就像梁实秋先生所说的:“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乃是人间无可比拟的幸福”。
祝愿每个姑娘都能嫁给美好的爱情,企盼每个小伙都能收获幸福的婚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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