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营商环境倒数第二？广西日报头版回应和“抗议”

6月16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官网刊发一篇题为《报告｜31省、7大区域营商环境大比拼：谁是优等生？》的文章。

该文章在广西的朋友圈迅速刷屏了。

原因是：这份报告指出，广西营商环境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比拼中，处于第30位，即倒数第二，西藏倒数第一。

这篇报告直言，“广西和西藏的营商环境处于托底水平”。

7月6日，《广西日报》头版以《广西营商环境多项指标位居全国前列》不点名地进行回应和“抗议”。

《广西日报》的这篇报道指出，“广西倾力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整体水平攀升至国内中游，企业用实际行动投出赞成票”、“2019年，在稳定外贸、优化营商环境方面，广西成为全国6个获得国务院通报表彰中唯一的西部省份”。

此外，广西日报还配有一则题为《企业说好，才是真的好》的短评。

广西的营商环境，究竟就是国内中游，还是倒数第二？

这让外界陷入了迷糊，怎么看？

今天，我们来逐一解读——

1.谁更可信？

前者的《报告》首先刊发在2020年第4期《经济管理》杂志上，这是由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主办的学术刊物。

《报告》的作者署名有三，分别是：武汉大学副教授张三保和其研究生康壁成。另一作者是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教授张志学——他其实主要从事心理研究。

后者，也就是《广西日报》的报道，其“报道”引用的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参照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价标准，对广西优化营商环境开展的第三方评估。

“报道”结合专家的结论和企业的说法，使结论更生动、形象和可信。

我认真研读刊发在《经济管理》上的《报告》以及刊发在《广西日报》的“报道”后认为：《广西日报》的报道更为真实可信。没错，目前广西的营商环境就只是在全国处于居中水平，仍需要努力，但绝不是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官网转载的那样。

2.为什么？

理由如下：

《广西日报》的“报道”引用的是最新数据，且有国务院在营商环境等方面的肯定，同时还有“今年1-5月新增市场主体26.63万户，同增14.39%”的铁证和最新的权威说法。

如果《广西日报》“报道”采用的这些数据还不足印证，读者还认为结论缺乏足够支撑的话，那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官网转发的这份《报告》，则是东拼西凑，乏善可陈。

甚至《报告》的执笔者对此结论，其实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报告》的逻辑和结构十分混乱，结论和采集数据的冲突也很明显。

刊发在《经济管理》上的《报告》，原标题是《中国省份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与量化分析》。

《报告》是根据市场环境、政务环境、法律环境、人文环境等一级指标计算，并根据各自指标的权重得出整体的营商环境分值，其对应目标是用以衡量一个地方是否拥有公平竞争、高效廉洁、公正透明、开放包容的营商氛围。

这其实也是参照世界银行的评价体系，但很多研究者往往是有意无意偏离或曲解世界银行的评价体系，这或是自身无法掌握权威数据导致结论牵强，甚至毫无价值和意义。

比如这份得出“广西营商环境倒数第二”的《报告》，认真研读就会发现：不同的指标，其数据采集竟然不在同一年份，甚至不同省份采用的年份也不一样。

比如市场环境、政务环境、人文环境、法律政策环境等一级指标，其采集数据中，有采集2016年、2017年或2018年的，而同一个指标下属的子指标，也来自不同年份，这就很不严谨了。

我们知道，在科学而严格的考核指标中，稍“失之毫厘”，就“谬以千里”！

以《报告》中关于“市场环境”这一级指标的采集为例，为达到“公平竞争”的目标，其设置5个二级指标，分别是：融资、创新、竞争公平、资源获取、市场中介，具体如下图——

很明显，《报告》执笔者对这5个二级指标数据的采取，有用2016年数据的，有用2017年的，也有用2018年的数据。

更荒诞在于，在二级指标的“评估内容”栏目中，其采用数据的年份也不一样，且数据来源是不同的数据库，有来自中国人民银行，有来自EPS数据库，有来自中国城市和产业创新力报告、中国水网、滴滴城市交通出行报告或各省统计局。

不同的数据库,不同的研究单位和机构，其得出的数据是根据各自指定的指标进行的，完全没有可比性，因为没有统一的考核标准，很多指标的引用和采纳，仅仅是个人的选择，具有很大的主观行为。

这样跨年度、甚至来自不同数据库的采集，会导致一个怎样的结果呢？

我们来举个通俗例子——

我们要对“当下”的张三进行综合评估，我们从“德、智、体、美、劳”五个方面的指标入手，其中，关于他的“品德”，我们收集2016年他在学校的表现，比如是否和老师同学吵架，甚至偷吃同学零食等。

关于张三的智力，我们收集他在2017年的考试成绩。

关于张三的身体素质，我则搜集他在2018年的跑步成绩，至于他是否热爱“劳动”，我搜集他在2016年和2017年参与劳动的次数……

注意了，张三逐年上学，数据的采集是他过去在不同学校和年级进行的，但就是没有采集张三的最近数据（包括2019年和2020年的数据），这样，我计算出“当下”张三的综合素质和成绩是：倒数第二。

马克思主义发展观认为，人是动态的演变过程，一个地方的发展亦如此。所以学者要学会用发展和动态的眼光来看问题，而不是拿过去静止的、来自不同指标体系的数据，试图说明一个和自身研究完全不是一个体系和指标的模型来论证当下的结论。

如果执意这么做，其结论就失去了公信力。

学者在从事研究工作时，我一直不建议跨领域进行，因为理论的创新和突破，其实是最难的。

任何企图通过短时间研究就能迅速构建起一个具有可行性的理论模型，更是非常艰难。

但通过实地扎实走访、通过可靠权威的数据采取，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研究得出结论的，也不会使结果看起来很荒诞。

否则，缺乏实地走访，缺乏可靠的数据支撑，缺乏一以贯之的科学采集，其得出的结论将和实际相去甚远，这不仅无法服众，也容易闹笑话。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在转发这一报告时，将学术刊物的标题《中国省份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与量化分析》，改为《报告｜31省、7大区域营商环境大比拼：谁是优等生？》，使得这篇枯燥的学术论文，引发了外界较大的关注。

但很少有人认真去研究这个结论什么来？是根据什么指标做出？这个指标本身是否科学合理？其结论是针对什么年代和时段的研究……

这些严肃的问题，在泛娱乐化的当下，没有多少人去认真研读和研究了。一般人也就只关注排名和结论了，而不去理会这个结论是否科学准确，因为很多人其实也看不懂那些学术研究。

3.被消解的权威

学术研究通过“标题党”的形式，将一个并不严肃和科学的结论抛给肤浅的大多数，这容易引发关注和传播。

被关注和传播当然是好事，但研究和数据采集不严谨，不科学，结论就容易闹笑话，也容易消解人们专家和学者该有的尊重，乃至失去对北大光华管理学院这样的看似顶级研究机构的信心，也进一步消解其权威。

就这份《报告》提及的内容，我再举一例。

比如《报告》提到政务环境的时，这样描述：政府的廉洁指标衡量内容包括“食品安全许可证代办价格与腐败新闻条数”。

我们知道，办理食品安全许可证的代办价格是市场行为，其价格受市场需求影响，这和腐败没有必然关系。

比如，我要换个身份证，在结束相关手续后，如果家里距离办证的派出所太远，证件办好后，我懒得再来回跑一趟，而且来回打的成本可能高于快递成本，所以我选择由公安机关通过快递机构给我送身份证。

快递作为中介服务机构，其收费价格受市场需求以及竞争等因素影响，但我不能以此得出“收费高就是腐败，就是不廉洁”的结论。

更荒唐的是，《报告》将“政府廉洁”和“腐败新闻公开披露的条数”挂钩。

我们知道，香港、新加坡等新闻媒体对其境内和国内腐败的曝光度很高，但这不影响其政府本有的廉洁度，其连接度无疑还是很高的。

回到国内其他城市，很多经济发达的地区，传媒通常也很发达，传媒对腐败新闻的曝光条数也更多，更广。

更直接感官是，十八大以后，从上到下，全国加大对腐败的打击和曝光力度，但专家如果因此得出“政府廉洁度更差”的结论，就很不切实际了。

比如前述《报告》中提到天津市政务环境靠后的原因时指出，“天津得分低可能由于十八大以来较多的腐败新闻披露”……

（《报告》截取）

按照武大和北大专家的说法，这是不是意味着：如果天津不主动披露和报道腐败的新闻，天津的政务环境是不是就是一流的？

这显然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的说法和结论。

这只是我在这份《报告》中随便拎出的两点。

事实上，研读《报告》就会发现，转发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这份学术《报告》，既不能真实反映当下中国各省的营商环境，也不能反映过去各省营商环境的真实情况。

因为反复通读《报告》全文，我们发现这份《报告》不仅缺乏实地调研，而且完全通过百度等数据搜索时进行整理，甚至搜到的数据也不完整，数据年代是断层、隔代的，甚至隔代的数据还来自不同指标体系的数据库。

（这份《报告》引用的最新数据是2018年）

通读整份《报告》发现，没有一个数据的采集是2019年的，2020年的数据更加没有了，如何说明当下？仅仅就是因为在当下发表，所以就能说明当下的情况？

显然不是。

那这份《报告》是想说明哪个时段的全国营商环境？

《报告》的执笔者也说不清。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数据的采集有很大的随意性。

该《报告》执笔者在文中承认，“缺少省份数据的，使用省会城市数据进行替代”。

（《报告》截图）

成都能代表四川吗？广州能代表广东吗？南宁能代表整个广西的真实情况吗？

显然不能！

这样一份粗制滥造的学术报告，署上武汉大学、北京大学教授和研究生的名字后，就成一份“权威报告”，引发各界不明真相群众刷屏，这才是真正值得反思的地方。

广西官方欢迎富于建设性的各种批评和建议，但指出问题也要立足于基本事实：尽最大努力，保持客观、真实和准确。

因为 没有基本的“客观、真实和准确”，也就失去了讨论的意义和价值。

专家要有严谨和科学的治学态度，要耐得住寂寞，要舍得下功夫，真下苦功夫，下真苦功夫，肯于坐冷板凳，冷静客观地为中国建设和地方发展，“真建言”、“建真言”！千万不要为追求爆款，而做学术超女。

本文作者：韦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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