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贪官为何不向人民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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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菁菁远山

====【转载按语：这篇文章的题目已经很有现实意境了，值得阅读深思和反省……从中更深刻的哲思来思想，真实惊醒人心，现实景况斑痕啊，为此，一个个为什么就这样在你我的心地上创痕疼痛，那些贪官腐败们都把国家的主体和自己的宗旨职责抛弃脑后。真实的目光成为一个个因为和所以，网络创痕天地啊；就这样在那些官员们的心地上理直气壮，因为他们有“本事”，才能够当上官，才能为自己的投资不遗余力地走进了钱眼当中，忘记了初心，忘记了誓言，忘记了忠告，忘记了民心……这些人无处不在，都在阳光下戴着面具……因此，反腐在路上，监督检查要镲亮眼睛，焦距剖析，不能停歇，更不能松手……】

    从政治伦理的角度上看，官员和人民是主仆关系，那么他就必须要向人民负责并接受人民的监督。但我们经常看到贪官们在法庭上向党“隔空喊话”，却很少听到过他们向人民忏悔。据《新京报》披露，有不少官员落马后不请律师，比如原某省委书记当年被指控后就表示：“我是党的人，怎么能够请律师同党对抗？党要把我怎样我就怎样。”尽管贪官落马后不请律师是个极个别的现象，但在贪官的自白书中，“对不起党的培养”可能是一个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其实这并非贪官们喜欢耍贱卖乖，根本原因是政治伦理与权力来源不匹配，从而让官员们从思想到行动上架空了人民，而语言是思想的外化，那么我们也就很少听见他们的道歉了。

    举凡这样的例子，大可随手拈来。**来在法庭上自辨时，尽管不承认犯罪指控，但却承认自己有过错。他认为自己对不起党和国家，影响了党的形象云云。就贪官的实质而言，他们无一不是无德无信的“国家硕鼠”，既然权力来源于人民，而最终伤害的也是人民，那么从道义上讲就应该向人民谢罪和道歉。为什么他们平时把“为人民服务”挂在嘴边，而在关键的时候却根本不把人民放在眼里呢？贪官的表现与政治伦理无法自洽，这充分说明人民已经“被代表”了。在他们的心目中，人民不过是一个抽象的集体概念，压根就不存在具体的享有政治权利的个体。

    与“摊上大事”后向组织摇尾乞怜相比，国外的官员不管是承担责任还是检讨过错时，道歉和谢罪的对象都是全体人民。2006年10月，瑞典外贸大臣玛丽亚.博雷柳斯被查出在上世纪90年代为自己四个孩子雇佣保姆时没有在税务部门备案，也没有向有关部门支付雇佣保姆应交纳的费用，使得她不得不向公众道歉，随后主动表示辞职。西方国家如此，社会主义国家的越南也是如此。2006年6月16日，潘文凯正式向国会提出辞职，他说：“当前，政府官员的腐败现象与官僚作风日盛，在社会中引起民愤与不平，阻碍着民族的进步，关系着国家的存亡，作为政府总理和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我对此感到无比愧疚。”

    官员落马后向党“隔空喊话”当然是一种策略，尽管官员贪腐进入司法程序后表明他已经被纪检系统“钦定”为犯罪，但在司法行政化的现实上，贪官们还是相信能够得到法外施恩，因此向组织表一表衷心无疑是一种实用主义策略。但这可能不是问题的实质，而真正的问题是他没有必要取得公众的谅解，因为他的权力来源与公众无关，他的政绩评价也无须公众参与，甚至于他的落马与公众也没有什么关联。权力向来对它的来源负责，因此我们也就很少见到贪官向人民谢罪，看到的更多的是他们在位时对人民颐指气使。

    贪官的行为方式自然受其思维定式所左右，而他们的思维并不是成为贪官以后才形成的，在他们的心目中只有**没有人民，这可能既是他们腐败的肇因，也是落马后一点没有“耻感”的根源。因此，中国很少有卢武铉那样因丑闻而“自绝于人民”的人。我们看到更多的是贪官的胡搅蛮缠和死不认帐，他们都觉得自己是“牺牲品”和“倒霉蛋”，至少不是贪得最多的那个。究其原因，根本在于这些“恶仆”没有主人只有组织，没有政治伦理就和一个人没有人伦一样不知羞耻。

    我不知道《新京报》所指的那位省委书记是谁，但落马的省委书记屈指可数，我们只要用排除法就可以估计个差不多。其实，那种“我是党的人”的说辞听似荒诞却是事实。对官员的处理存在两个体系，一个是纪检监察体系，一个是司法体系，二者互相衔接，纪检体系高高在上。简单而言，贪官们的罪证需要纪检背书，然后才能纳入到国法的范畴来惩治。而就是到了法内，依然会受到法外力量的影响，所以这位省委书记的“党要把我怎样我就怎样”极可能是经验之谈，这也表明了他们对法治的看法。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他并不是出于对党的信任，而是一种无奈。而不他在位及督抚时，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要让官员回归正常的政治伦理，就应该重新确立民意的地位。当民意与官员荣辱陟黜了无关系时，这不仅会强化官员的贪腐意识，而且也为他们为所欲为创造了条件。尽管他们貌似忠于组织，但组织是由人构成的，当组织里的这种人不断增加时，说明这个组织已经变质，它也无法履行自己的使命和承诺。因此，贪官们落马后所谓的“我是党的人”，这不过是一种绑架和要挟，而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让民意决定官员的荣辱陟黜，否则这种绑架者就会越来越多。

    《左传》云：“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 这里描述的是古代的权力结构，我们当今的权力结构也不过如此。事实上，保证这一权力结构稳定的是自上而下的权势压力，而一旦顶端不稳定，这种以权势压力来维系稳定的结构就会瓦解。随着现代政治理念的深入人心，顶端权威的不断递减，它迫切要求改变权力来源的方向，这就要求我们在推进法治的同时，不断增加权力来源的民意基础，如此才能回归正常的政治伦理。

========要让官员回归正常的政治伦理，就应该重新确立民意的地位。当民意与官员荣辱陟黜了无关系时，这不仅会强化官员的贪腐意识，而且也为他们为所欲为创造了条件。尽管他们貌似忠于组织，但组织是由人构成的，当组织里的这种人不断增加时，说明这个组织已经变质，它也无法履行自己的使命和承诺。因此，贪官们落马后所谓的“我是党的人”，这不过是一种绑架和要挟，而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让民意决定官员的荣辱陟黜，否则这种绑架者就会越来越多。

写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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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摄影师 发表于 2022-5-15 15:01
写得好

===========谢谢来读，这是转载文章。供大家一起阅读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