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坚决不去驻村

“你为什么不去驻村”
这是当年好意或恶意的人问我的方式。而今问法略有不同：当年你为什么不去驻村。
这些问题，起初我以为只是一件小事，好比一件事，有人让你去做，你可以做，也可以不做，过了就过了，这么简单。渐渐的，我才在生活的苦头里明白：这事里藏着复杂的权力任性与各种人情世故。当时我不知道与不愿意相信而已。
从事发那一刻起，我一直很明白，不管怎么样，都会把这个事情写清楚。当时，我一度要写成新闻报道，至少让韦某某无法立足报社，然后随着事情变化采取应该采取的行动，包括武松那一种方式。
当时亲妈已死，我没啥好顾虑的。只是经过无望的爱与无奈的至亲断离后，我懂得了许多无奈，变得慈悲了。我臆想着：他们一定也有自己的无奈。于是多了几分宽容，坦白说，也想给新领导懂得我的机会，而不是靠某些人的嘴来了解一个人，时间与实践会证明一切，或许能争取更多做事机会，在百色按着原来的职业规划，好好做对地方有益的事情。
就这么一个天真的想法（太没王进教头对高衙内的认知觉悟了，白看了水浒），却走上了处处被动的后来，验证了那句话：忍一时得寸进尺，退一步步步紧逼。
这稿子及系列稿子，本今年除夕夜发出，奈何，当时我还在某报待着，算起来，侵害你的，还是前任呀。能成为前任，曾经恩爱过，如果回头来相互伤害春节里，不符合我对自己行事的期待。于是等到今天，终于他们成为前前任了，人家不仁久矣，我已义了三年，没有什么放不开了。让故事开始吧——
2020年2月下旬，被口罩风云堵在老家半个多月后，我回到百色城。当时，我已“借调”百色市“两城办”9个多月，当初也是骑着草泥马来的，因我当初曾正策划为百色芒果立传，跟芒果研究院谈，他们很热情，正协商着着怎么做，然后就被总编辑潘某先走完程序再象征性找我谈话，“下放”两城办了。但既来之则安之，经过一段时间调整后，我也适应了新环境，跟来自各单位的年轻伙伴们也合作愉快，确如总编辑谈话时说，你爱写古，去那里也好发挥所长。
在两城办，我确实找到了一些门道，写了几篇自己满意、办领导也点赞的文章，其中《关于设立梁宗岱翻译奖、诗歌奖作为百色“两城”工程文化导向的设想》一文，得到分管市领导的认可，鼓励大家多做搜集相关资料，多写多提，以资参考。
因此那几个月，我拟定计划，好好收集资料，解读解放街，从街道、楼房等，尽所能理清它们的来龙去脉，赋予它们生命，尤其是粤东会馆里的建筑、碑刻、匾额等，很多仍属空白，需要一一解读，这是一个需要持续不断付出时间精力的巨大工程，好在我在路上，开始了，我本不求闻达于官商，能做爱做的事，就挺好。
回到百色城后，我继续开始这些工作，当时口罩风声仍紧，病毒还要人命，我自然也有些怕怕。比病毒风声更紧的是，报社办公室又来电说，分管办公室的领导找我谈话，时间在2月18日上午。我琢磨着准没好事。
如期到领导办公室，分管办公室的卢某坐在那里，彼此都客气，寒暄之后谈话开始，他说报社派到田林县六隆镇门屯驻村的同事到期了，组织要换人去，我系谈话对象之一，问问我的意见。我想当时扶贫工作已迈过脱贫攻坚阶段，只是按部就班的工作，派谁去都可以做。就如实说我在两城办正在做的事，取得了哪些成果，还需要持续去做，另外，因脾胃伤滴酒不沾，不适合下村工作（跟农民来往，多少得喝点酒才好交流）。
卢某说，这次只是谈话，找3个人，了解各人情况与意向，汇报给新领导班子（报社党委），再定。我们交谈了20分钟，我持此以上两点，坚决不愿去驻村，并麻烦他代向新来的社长说明，我不适合从事驻村工作。
整个谈话过程，彼此客气，我还明确表达做工作需要一以贯之，当初报社领导如何把我调来调去，以致着手的工作半途而废，“这次如果你们又把我派去驻村，两城办正在进行的工作又中断，我不同意”，他说会如实反馈给社长。谈话结束。
我回到两城办继续工作，我想了想，总感觉跟卢某的谈话，客客气气中总感觉有些不对，说不上来。就给分管人事的副总编辑方星云发信息，略述刚才跟卢某的谈话内容及观点，恳请他班子会上帮讲话，让我能持续做好开了好头的工作。他很快回复说好，会向社长陈情，由社长拍板定。
这样，我暂时放下心来。因为按照组织规定，委派工作，只要理由充分，不愿意去做某项工作，班子领导需做好思想工作。也就是说，如果派我去驻村，至少还有一次谈话。如果执意派我去，到时候再找刚上任不久的社长当面谈。
谁曾想，第二天（2020年2月19日）办公室人员来电话说“经报社领导决定，你去门屯驻村”，当时我大为震惊：什么领导决定，组织程序也不遵循了？下午4时18分，副主任莫军就给我发文件，其中的“干部任免审批表”还要求当天下午填好发回。
我回复莫军：“我不接受这个决定，也不会填这个表。”
之所以跟莫军这么说，是上午接办公室的电话说班子会议决定派我去驻村消息后，回想几年来自己只求一以贯之做好事情，无愧工资与职业选择，却被撸来撸去，着手的几件事因此半途而废。而前一次派两城办竟已到“先办好手续再让办公室通知我去谈话（事先我毫不知情）”的程度。这次更恶劣到无视组织规章与程序的程度，这些都是工作多年，报社党委班子领导多次领学党组织章程学来的知识，现在那些带你学习的人，带头不遵守学习的规章制度了么？
何况，当时我已外派两城办，手续上的程序，也应该先把我调回报社，然后再调去驻村，是为程序正义。鉴于此，我坚决不服从驻村安排。我当即发手机信息给素未谋面的新社长韦某某，表达这个正当诉求。他打来电话，跟我交流，软话硬话都说尽，我仍坚决不去，讲到最后，他说，那你好好在那边上班吧。（当时我真信他，表示感谢）
这事情，以为这样告一段落了。
谁料，第二天（2020年2月20日）下午，办公室的人紧锣密鼓跟两城办协调组的同事对接，办同事问我什么情况，我跟他说了报社这边的情况，他说驻村现在已经没什么事了，不需要你去，我帮你挡回去，不久，他跟我说：你们报社领导找了市领导，我没有办法了。
事情到了这地步，我也心灰意冷。于是2月24日，星期一，我回到报社上班。当初派我出去时，我在早报采访中心，年初早报停刊，早报采访中心人员安排在日报采访中心，我也应该回到日报采访中心。然而，韦某某及办公室都说:你去物业部负责口罩相关工作，那边也需要人。
我也认了，在哪里都是工作，当面说清楚就行。我大约也明白，谁在背后操纵我的人事调动。之后封杀我的稿子，佐证了我的判断，当时我有两篇口罩方面的稿子，迟迟不见发，时效性将过。我问编辑，编辑说编辑部主任转领导意思我的稿子不急着发……
在一家没有总编辑的报社，还有谁有能量封杀一个记者的稿子呢？我终于确信，要做我的正是新来的一把手韦某某。
行文到此，涉及到的人名，有写真名，也有写某某，为何如此，因为我很不想打他们的名字，让图片说话更合适些。


本文中的卢某与韦某某，正是这两个人，韦某某时任右江日报社社长兼党委书记，卢某分管办公室社领导。
我到物业中心上班，手上本来还有稿子，既然在内部被封杀，我也不需要写稿了，每天按时正常上下班，做好本职工作。
但事情到此并没告一段落。
2020年2月28日中午，办公室又来电话说下午五楼小会议室开会，这是我作为当事人第一次到场参加的会议，主旨是让我听处罚决定，当时会议纪要如下：


事情到了这地步，我还是遵循原来的选择，给新领导韦某某认识我的机会，服从这个决定。考虑既已选走这条路，而不是直接写新闻公开他们的倒行逆施，我就要一路走到底，看看他们还会怎么做，检验一下人性之恶，可以恶到什么程度。
接下来几天，我收集关于这件事的相关文件，看到了自治区、百色市组织部的这两份文件：







以上三张截图，来自组织部原始文件，前两图为同一个文件，明确派遣驻村人选要求上明确：必须50岁以下，必须事所在单位的在职在编职工或企业正式职工。百组通［2020］6号根据自治区的上述文件而拟定，在人选要求也明确必须是所在单位的在职在编机关事业单位干部。可能怕有些单位误解文件，背后还加括号备注：机关事业单位不能选派工勤人员、编外人员。
这两份组织文件，就是当时广西派驻村工作队成员的依据与要求。右江日报社作为百色市委市政府的“喉舌”机关事业单位，当时在职在编人员至少有36人，符合选派条件的至少20人，2月18日卢某找我谈话那天，还谈了另外两位同事，其中一位就是在职在编人员。
韦某某、卢某等5位处级干部，作为正处级单位的班子领导，明知组织文件规定，在不出示组织文件，又不做任何说明的情况下，还偏偏选派我一个编外人员去驻村呢？
3月1日当天，我就手机拍这个文件内容并附信息发给给韦照民咨询这件事，45分钟后，他给我回复信息：
“一是你们的经济待遇是属于临时工吗？二是符不符合条件不是我们这级定（报社党委班子就是研究报名单）。”“我社性质较特殊，你问问看哪个事业单位有月绩效奖？其实我们走的是半企业的路子。”

我看他这个答复，就知道他不想正视问题谈，木已成舟，只能从长计议。写到这里，大家也发现，2月28日与我同时被同等处罚的还有莫军。这位莫军就是2月19日发文件给我的办公室副主任。我坚决不去驻村后，卢某又找莫军谈话，2月20日下文派莫军去。莫军也不去。2月21日又下文让财务科新员工罗志恒去。其间，据说还曾选派年过50岁的在职在编员工赵庆党去。莫、赵、罗都在单位上班，他们消息灵通，都懂得组织部文件内容，只有我一个人当初不知有文件，仅凭不符合组织程序与手续程序两大程序正义，坚决不服从。

莫、罗也跟我一样编外人员，罗后来跟我说，当时他拿上述百色市组织部文件去跟领导说明，领导问他服不服从决定，他说服从。所以后来没被处罚通报。

一个机关事业单位，明明有合适的在职在编人员符合组织选派人选要求，却无视自治区、百色市组织部文件，违背文件白纸黑字的明确要求，连续以报社党委名义指派4个都不符合条件的人选去驻村，这在广西扶贫攻坚（乡村振兴）史上，恐怕也是独有的荒唐与奇葩。

以至于后来我到南宁工作后，接触到驻村工作队，都咨询他们身份，无一例外，他们都是在职在编人员，不少还是选调生。没有一家单位像韦某某为首的党委班子这样选派编外人员或超龄的在职在编人员。

多年来，我一直在想，韦某某当初究竟有没有看组织文件，他不看，分管办公室的卢某难道也不看么？市纪委派来的纪委书记黄若华以及方星云、张远赞3位班子领导也不看么?

4月9日，卢某又找我谈话，他还是那么客客气气，貌似诚恳，我们很客气地谈了差不多半个小时，涉及这次选派驻村人选话题时，他跟韦某某一样说，我们只是选人选，决定权在市委组织部，选派了必须先服从，有什么再跟组织部说，他们不同意，再协调人选。这就是他们的基本态度。（按照他们这个逻辑，任何人都可以在街上伤害人，然后有公安机关定对错；公安机关也可以随意抓捕任何人，反正最终交给法院判定有罪无罪，抓你的时候必须服从；而基层法院也可以无视法律与证据判人有罪，反正还有上级法院，最后由最高院裁定。因此我再在这个问题上说什么。）

9日谈话是让我从物业部回采访中心工作，我也实实在在跟他讲我的立场与态度。心里认定这些人是披着组织合法外衣，目无法纪，什么是都干得出来的人。必须在合同到期（2022年底）前走人。

在物业部期间，有一天我整理柜子里的文件，发现一份当时令我异常震惊的文件：



震惊在哪里呢？首页上标注“物业”，就是单位拿给物业部的正式文件。这份文件印发于2月17日，在第一页与第二页之间，明确派我（陆照德）去驻村。然后当天才让办公室通知我第二天去跟卢某谈话，谈话时还卢某还做出一副今天只是找几个人谈话，看个人意向，再反馈班子领导讨论确定人选？？？？？？

时隔这么多年，我都很难理解这些人。他们如此荒唐，别说这是一群党员干部，哪怕是一个普通人，做人最起码的品行，能干出这样的事么？

而这份文件，从来没有人跟我提起，遑论给我看。若非我无意中看到，一定一直蒙在鼓里，任人敲打。

这就是我，当年为什么坚决不去驻村的全过程。

不是我有什么能耐、胆量不服从组织决定。而是有人明显违背组织、工作程序两大“程序正义”，任何角度看都不像组织决定，服从这样的决定，违背一个人最起码的良知，我做不到，必须不服从。再往深一点说，作为一名党员，如果明知道有人不按组织章程、程序以组织名义发布指令而去服从，会是什么后果？这方面，谍战片与抗日剧都有基本常识式的科普。无须赘言。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七章规定，韦某某为首的党委，至少违背了红框那条。他们还违背多少条，另文再叙。

一定有人想问我：为什么要写这样的文章，都过去了这么多年了。我的回答：对于上述的它们和读文的局外人，这只是一个过去的故事，对我来说，它一直是现在进行时，无休无止地占据我的身心，我已经足够努力，才能心平气和地讲述，呈现事情来龙去脉。目的跟我选择做媒体的初心一样：呈现事实与真相，不能把世界让给坏人。

当年，韦某某曾第一次通话里说“你只是一个写历史的”，言犹在耳，是的，我是个写历史的，这就是我与你交集的历史，我写出来了。还将继续写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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