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色江边“开始干军事这一行”

1929年底、1930年初，邓小平等在广西领导和发动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创建红七军、红八军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

邓小平在1927年春天回国，两年后，他在广西百色崭露头角。百色，成了他人生中又一个不得不提的地理坐标。

故事不妨从1929年的第一次蒋桂战争说起。蒋介石通过收买、分化手段，使桂系阵营土崩瓦解，李宗仁、白崇禧逃往国外。俞作柏、李明瑞分别被蒋介石任命为广西省政府主席和国民党军编遣委员会广西分区特派员，掌握广西军政大权。俞、李二人是国民党左派人士，不满意蒋介石的统治，想在广西建立一个脱离蒋、桂军阀控制的独立局面。蒋介石对他们也不放心，派人暗中监视。此时，俞作柏的弟弟、共产党员俞作豫提出建议：请中国共产党派干部到广西协助他们工作，以巩固他们的地位。这个建议得到采纳。中共中央向广西派出了数十位干部，但还缺一位牵头人。

邓小平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到广西的。

“小平同志年方25岁，年龄虽小，却已经有了很不平凡的经历，先后留学法国、苏联，眼界开阔，有较高的政治眼界、理论水平、文化素养和政策能力。他1927年春回国到西安冯玉祥军中做政治工作，任西安中山军事学校政治处处长兼政治教官，有兵运、统战工作的实际经历。接着，他又奉命到中共中央机关工作，对党的重大决策活动和各地情况都比较了解。多种因素决定了邓小平是领导广西工作的合适人选。”百色起义纪念馆研究馆员麻高告诉《环球人物》记者。

两手准备

位于百色市区北部的迎龙山上，静卧着一座百色起义纪念馆，馆内一处场景还原了初到广西的邓小平与俞作柏交谈时的情景：邓小平留着寸头，穿白色衬衫和灰色西装、西裤、马甲，脚上是黑色皮鞋，一边用手比画，一边交谈，显得格外精神。这是《环球人物》记者第一次在纪念场馆见到穿整套西装的邓小平形象。

百色起义纪念馆内的一个场景，展示了邓小平（左）初到广西时与广西省政府主席俞作柏交谈。

“我是中央的代表，任务是做上层统战工作和领导广西全盘工作。”邓小平后来回忆道。

在广西，他化名邓斌，以广西省政府秘书的身份开展工作。“此时，我父亲雷经天作为中共广西特委负责人，在光昌汽灯店与邓小平接上了头。邓小平带来了中央给广西党组织的中心任务：发展革命力量，争取领导权，以便创造红军，建立苏维埃政权。两位革命者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原副编审、雷经天之子雷炳坚告诉《环球人物》记者。

不久，邓小平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俞作柏、李明瑞决心联合湖北的国民党军张发奎部一起倒蒋，进攻亲蒋的广东军阀陈济棠，夺取广东作为反蒋基地。


李明瑞（1896年—1931年）

邓小平认力劝俞、李不要匆忙反蒋，因为他们在广西主政才几个月，立足未稳，军队内部成分复杂，意志不统一，政治经济基础薄弱，如果轻举妄动必然失败。这些话，俞、李两人都听不进去，铁了心要东征广东。

此时的邓小平，对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之所以失利，秋收起义之所以成功，已经心如明镜，早就做好了两手准备：如果俞、李二人不听劝阻，要把中共掌握的部队拉出去，那不能在南宁暴动，也不能把部队拉到国民党重兵把守的桂林、梧州等地，而是到群众基础好、蒋桂力量难及的左右江山区；如果俞、李二人要调动中共掌握的队伍去打陈济棠，那就说部队未训练好，不能拉出去打仗。

果然，俞、李打起了中共党员张云逸控制的几支队伍的主意。张云逸便按照邓小平的谋划，向俞、李提出，让这些部队留守南宁，维持后方治安。二人同意了。

10月1日，俞、李誓师出征。邓小平指示张云逸，将所有汽船集中于南宁城内的邕江岸边待命。果然不出邓小平所料，仅过了4天，李明瑞手下的3个师长被蒋介石收买倒戈，俞、李还没出广西就被釜底抽薪，只好退回南宁，部队所剩无几。陈济棠反倒派出3个师兵临南宁城下。

邓小平当机立断，即刻举行兵变。兵变部队打开军械库，把枪炮和弹药统统搬上了汽船，并迅速撤离南宁。由邓小平率船队溯右江而上，张云逸率广西警备第四大队、教导总队等部3000余人，于陆路掩护，沿右江向西北方向的百色进发。俞作豫率第五大队撤往西南方向左江地区，俞作柏、李明瑞一同前往。

中央军委《军事通讯》杂志对百色起义给予高度评价，“广西这个转变是在全国范围内最有组织最有意识的一次兵变”，对于“扩大全国兵变”具有重要意义。

智擒敌将

在百色城内的解放街，有一座粤东会馆，是清代晚期建筑，粤商曾在此聚会洽谈。1929年10月22日，邓小平率部到达百色，得到商人们的拥护，他们把这座会馆让给部队使用。

会馆宽敞明亮，对当时的革命队伍来说甚至有些奢侈，但邓小平依然坚持艰苦朴素的作风。会馆的工作人员告诉《环球人物》记者，邓小平、张云逸和普通战士睡一样的简易木板床，用一样的毛巾。


粤东会馆内邓小平、张云逸的卧室。

当时的毛巾质量不好，容易破损，邓小平总结出一个生活小妙招：一般洗完脸时会用力把毛巾拧干，毛巾就容易抽丝断线；他改用双手按压的方式把毛巾里的水挤干，这样就能用更长的时间。

共产党人的点滴作风深深感染了当地群众。“随着右江群众革命运动的日益高涨，那些鱼肉百姓的豪绅地主阶级开始坐卧不安，他们一边纠集反动民团负隅顽抗，一边与反动的广西警备第三大队互相勾结，妄图吃掉第四大队。第三大队是由收编的广西、云南边界土匪组成的队伍，大队长熊镐是个反动分子，俞作柏、李明瑞反蒋失败后，他立即听命于卷土重来的桂系军阀，受命跟踪第四大队。邓小平、张云逸等决定铲除他。”麻高说。

张云逸（1892年—1974年）

邓小平与张云逸、雷经天、当地农民运动领袖韦拔群等商议，制定了一个强攻和智取并用的歼敌计划。10月28日早上，张云逸以商谈防务之名，在百色一家当铺宴请第三大队营以上军官，席间寻机擒获了熊镐，后把他枪毙。

另一边，邓小平也时刻挂念着左江地区的部队。11月中旬，他化装成商人，前往龙州，途中与李明瑞巧遇——他也正要去找邓小平。两人一起返回百色。此时俞作柏已经逃至香港避居，邓小平想把李明瑞争取到革命阵营中来，与他商议举行龙州起义，成立红八军。李明瑞则想趁蒋桂在粤桂边混战之机，与右江部队联合攻打南宁，并进一步进攻广东。

“两人回到百色后，在清风楼彻夜长谈。李明瑞在大革命时期倾向于共产党，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也保护了一些共产党人，是想干一番事业的。经过邓小平耐心劝说，李明瑞表示愿意参加革命，放弃进攻南宁的念头。”麻高说。

“邓小平同志才是25岁左右的青年，对李明瑞这么高地位、年龄又比他大那么多（8岁）的人，这个（说服）工作我们想得到，不容易做的！”一位当时身在龙州的老战士回忆道。

一切准备就绪。1929年12月11日，广西警备第四大队、教导总队和右江10余县农军在百色城宣布举行起义，隆重集会庆祝红七军的诞生，邓小平、张云逸分别担任政治委员、军长。这就是百色起义。同日右江苏维埃政府也宣告成立，雷经天任主席。次年2月，邓小平、俞作豫等人在左江举行了龙州起义，成立红八军，邓小平为政委，俞作豫为军长，李明瑞任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

对于李明瑞在红军中担任如此重要的职位，党中央并不认可，批评邓小平对李明瑞的争取教育是“幻想”。邓小平坚持从实际出发，认为李明瑞虽有旧军人的一些劣根性，但他与蒋、桂军阀的矛盾可以为我所用，故对他予以充分信任，还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李明瑞在走上革命道路后，给儿女写信：“我顾不上你们了，你们不要来信了，也不要跟我联系了，我要为革命奋斗终身。”后来的事实证明了邓小平的眼光，李明瑞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此后投入到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中，1931年10月牺牲，被评定为烈士。

转战千里

在百色起义纪念馆的旁边，有一片邓小平手迹碑林，每块石头上都刻着一句邓小平说过的话。《环球人物》记者看到，最醒目的一块石碑当数宽约1米、高约2米的“实事求是”碑。很多人把这4个字与邓小平联系起来，是通过十一届三中全会。实际上，早在百色时期，他就十分注重运用这个原则。

建立左右江根据地后，邓小平开始抓根据地建设。曾在东兰县（今属广西河池）武篆区做妇女工作的黄美伦回忆说：邓政委从左江到右江，沿途跋山涉水，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开会布置工作，找群众谈心，关心群众生活。听说路过向都县印茶区（今百色市田东县印茶镇）一个小山村住宿时，看到村子里挑水困难，他便跑到很远的山泉边去洗脸。没有房子，他就跟护送人员一起打地铺，七八个人同挤在三张破旧的棉被里。夜里，他珍惜老乡的灯油，见油灯点着两根灯芯，就把它拨掉一根。这次，他来到武篆，也是深入土舍茅棚与群众促膝谈心，用通俗生动的语言向群众宣传土地革命的意义。拔哥（韦拔群）和我爱人（韦菁）经常陪邓政委下乡，看见邓政委在干部或群众家里，同群众一起吃玉米糊、木薯、猫豆，而且吃得津津有味。群众说：“邓政委像我们壮家人一样！”

经过调研，邓小平对如何开展根据地建设心里有数了。“他没有一刀切，而是采取了共耕和分耕两种形式。共耕就是成立共耕社，全社执行统一管理、共同生产、各尽其能、按劳分配的管理和分配形式。分耕就是分田到户，各自耕收，在向苏维埃政府交纳一到二成的行政费用后，其余归自己支配。东里屯共耕搞得很好，效益显著，但邓小平也不盲目推行，只是立了个样板。”麻高说。

对于军队的部署调动，邓小平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红八军成立后不久，由于叛徒出卖等原因，在对敌作战中几乎全军覆没，剩余力量编入红七军。“那个时候中央提出三个口号：‘打到柳州去！打到桂林去！打到广州去！’红七军、红八军不得不执行中央的决定，他们打仗很勇敢，但是敌强我弱，红八军最后拼到只剩下七八十个人的一个团了……”邓小平后来回忆道。

在百色起义纪念园里，有一小片区域是百色起义烈士碑园。在一面墙上，镌刻着百色起义英烈榜，上面是3989位烈士的名字。工作人员告诉《环球人物》记者，有很多烈士的名字中间是个“卜”字，比如罗卜线、韦卜肖、黄卜美玉……“卜”表示父亲，罗卜线就是罗线的父亲，他们牺牲时，很多人的名字都没留下，后来就用孩子的名字，中间加上一个“卜”来表示。

这样巨大的牺牲不能再继续下去了。1931年1月初，红七军前敌委员会（以下简称前委）讨论红七军当前面临的形势以及下一步行动方向，邓小平提出：一、部队在全州休整三天；二、改变硬打攻坚战略；三、改变单纯军事行动为沿途发动群众。最终，前委同意邓小平的意见，决定不打桂林了，同时放弃攻打大城市的想法。

离开右江后，红七军转战湘、粤、赣，经历大小战斗百余次，于1931年7月到达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编入彭德怀领导的红三军团，成为中央红军的一部分。毛泽东亲手授予红七军一面锦旗，上书“转战千里”4个大字。

邓小平在广西战斗、工作了一年多时间。这是他第一次独当一面地领导一个地区的全面工作，许多工作是开创性的。1984年3月25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说：“（我）25岁领导了广西百色起义，建立了红七军。从那时开始干军事这一行，一直到解放战争结束。”

一生牵挂

百色起义纪念馆内摆放着一纸1930年颁布的《中国红军第七军司令部、政治部布告》，由政治委员邓斌、军长张云逸、政治部主任陈豪人签署，其中明确提出“普及教育”“救济赤贫”等目标。布告旁边是一张《中国红军第七军目前实施政纲》，其中也有“取消一切政府军阀的捐税”“实行平民教育，发展识字运动”等纲领。

《中国红军第七军目前实施政纲》

教育和贫困问题，是邓小平一生的牵挂。

这份牵挂，在半个多世纪后，有了更深切的回响——1989年10月，团中央、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启动了旨在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儿童的公益基金“希望工程”。邓小平得知这个消息后非常高兴，为“希望工程”题了名。

1992年6月，他以“一位老党员”的名义向“希望工程”捐款3000元。4个月后，他再次捐款2000元。经过认真讨论，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决定将这5000元捐款用于广西百色。百色市平果县（今百色市平果市）希望小学的25名贫困失学儿童成为这笔款项的受益者。

邓小平1992年为希望工程捐款收据

“我们这里一般家里有两三个孩子，我们家以种植玉米、水稻为生，收入勉强维持生计。那年我们家房子被一场大火烧掉了，家里也就没有条件让我们姐弟3个都上学了。我姐姐在上五年级，当时是5年制，她马上就要毕业了。弟弟刚上一年级。我处在中间，上四年级。我就跟爸妈说，让姐姐、弟弟继续上学，我就不上了，帮助家里干农活。”当时受捐助的孩子之一周标亮告诉《环球人物》记者，失学后，一开始觉得还好，可是停学时间越长，心里越难受。失学半个多学期后的一天，她突然接到学校通知，可以重返课堂了。“做梦都想不到，我们这里是一个偏僻的小山村，竟能得到邓爷爷的资助，每个学期资助我50块钱，一直到小学毕业，真的是改变了我的命运！”

2024年8月，周标亮在百色平果市接受采访。

后来，周标亮读了师范学校。再后来，她回到平果县希望小学当老师，又当上了校长。“现在，学校的条件好多了，是现代化的楼房和教学设备，还有电脑室，学杂费全免。百色孩子因贫失学的状况一去不复返了。”

“从更深层来看，百色姑娘黄文秀在新时代的选择和牺牲是偶然的吗？前几年一名来自百色的消防员在海南勇敢地冲上前去，从手持砍刀的男子手上解救了6岁的孩子，是偶然的吗？我觉得不是，这是自百色起义以来革命精神、革命底蕴一直滋养着一代代百色人的必然结果。”一名百色机关干部告诉《环球人物》记者。

邓小平深深牵挂的百色，如今再度“换了人间”——2013年至2020年底，百色全市12个县（市、区）摘帽，899个贫困村出列，贫困发生率由28.63%降至0%。

南宁到百色的200余公里路程，当年邓小平率部走了8天，今天《环球人物》记者乘坐高铁仅用了1个半小时。

“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在百色，在中国，邓小平的这句话、这个愿景已经实现了。中国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这是对小平同志最好的告慰。

来源：环球人物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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